在8月17日国庆群众大会发表的华语演说中，黄循财总理追述他在上个月出席一个配合建国60周年举办的画展，欣赏先驱画家蔡名智和他的妻子李文彦的作品。他说蔡先生的女儿蔡扬告诉他，父亲相信，先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定，家庭才会幸福，孩子才会有希望。因此他一直以这个情怀作画。
黄总理接着说：“很多年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同样的家国情怀。他们知道新加坡的繁荣和安定，绝对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天注定。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我们几代人不断努力，互相扶持，力争上游。大家奋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也为国家的发展尽一分力。”
什么是家国情怀？简单说，就是一种个人、家庭和国家命运与共的认知和情怀。好奇查阅总理公署网站有关演讲稿的英文翻译：His daughter Chua Yang told me her father believes that country comes before family. Only if a country is stable, will families find happiness, and the young, hope. Such sentiments drive his works. Many older Singaporeans also share the same sentiments.
译文没有直接翻译“家国情怀”，看来是译者难以找到适当的英文对应词。西方人以个体自由为先，这和先有国后有家的理念大相径庭。个体自由发展到极致，就形成极端个人主义，后患无穷。因此，美国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大谈自由之余，也向美国人大声疾呼：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先有国后有家的家国情怀确实很难言传，但对众多华校生来说，却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以前的中学和高中华文课本中，就充满灌输这种思想的课文。即使没有真正受到熏陶，至少也接触过诸如“修齐治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等古训和名言，或者知道有小我和大我之别。
所谓国家者，国在先，家在后，但两者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国破则家亡。不信，请看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国，哪有家？因此，在1948年以前流离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急切想要成立一个国家。讽刺的是，那些现在掌权的极端犹太人，反过来压迫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方面竭尽所能要阻止巴人建国，一方面则在巴人的土地上大力开辟以色列人定居区。
虽然名义上的“巴勒斯坦国”如今受到好几十个国家的承认，但名存而实亡，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不知还要持续多久。我们可以从巴勒斯坦人的悲惨遭遇中吸取宝贵的教训：一是，没有国就没有家；二是，即使有了名义上的国家，如果人民是一盘散沙，无法治理好国家，无法抵御外侮，甚至沦为亡国奴，屈辱地生存，那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每个有觉醒的国民必须有家国情怀。
在一个民主国度里，每个公民都享有宪法上明载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一个社会里没有所谓绝对的自由，个人自由也必须受到某种规范，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地运作，否则就会变成丛林。所以，除了个人主义，任何社会也必须讲究社群主义，并求取两者的平衡。一个人人只顾自己的社会，不可能是个团结和有韧性的社会；社会缺乏凝聚力，甚或四分五裂，人人以己为先，不管他人瓦上霜，必然无法造就一个团结和有韧性的国家。
从美国个人主义泛滥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分裂的现象。其一，是那些社会上的“强者”，即权贵阶层，如大企业、富商巨贾、专业人士等，他们对政治有影响力，也都会一致主张小政府，也就是政府对各种事情管得越少越好，这样强者就可以在最少的约束之下大展拳脚，为所欲为。其二，是社会上的所谓“弱者”，就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他们是普通工薪阶层，没有权也没有钱，更没有资源去影响政治，但他们都希望有个强大的政府来照顾他们的福利。政治和社会因此而分裂分化，政党政治又进一步固化这些分歧，因此，社会矛盾重重，政治也陷入泥沼。但美国不知是前世怎样修来的福，国土幅员广大，资源丰富，国力强大，美元霸权允许政府可以不断印钞票，否则骆驼背早被压垮。
除了上述分化和分裂，个人主义也衍生出所谓的身份认同政治。人毕竟是喜欢合群的动物，会希望和自己相似的人聚在一起，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属，因此会和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认同，同一性别取向者认同，同一爱好者认同，同一政党认同等等，使政治和社会又进一步碎片化，国家的观念愈加淡薄。
像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可就没有美国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也别无选择，只能强调团结，形塑社会凝聚力，设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让每个公民的利益都获得应有的保障。因此，我们有诸如“居者有其屋”之类独一无二的社会大工程。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找不到的。
对新加坡而言，没有团结就无法生存，国将不国，更谈不上繁荣发展。所以，个人主义必须有社群主义的适当调和与配合。比如，过去遇上特大经济衰退时，一口气得削减15个百分点公积金缴交率；在冠病疫情暴发时，要严格遵守阻断措施和注射疫苗等等。如果像其他社会，出现有半数的人以自由之名不愿服从，我行我素，这类政策措施就不可能成功。
作为小国，我们必须强调社群主义，凝聚共识。这应该就是为什么黄循财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会向国人发出这样的呼吁：缔造一个“我们优先”（We-First）的社会，不是一个只考虑“自我”（Me）的社会。他说：新加坡要能持续向前进，我们必须是个“我们优先”的社会。这里的“我们”明显是指同为一国之民的大我，也就是每个人首先要确认自己是新加坡公民，把国家认同摆在第一位，也只有这样的情怀才称得上家国情怀，或“新加坡精神”。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