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的会晤结束。一如会前外界预测，特普会在改善两国双边关系上取得进展，在最被关心的结束俄乌战争问题上，用特朗普的话说：未在“最重要”方面达成协议。其实在会前，对会晤结果已有感知的特朗普就放风：这只是一次“试探性会晤”，还说有25%的失败可能。
特朗普竭力降低外界期待，与他的行事风格格格不入，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结束乌战的复杂性。毕竟这对竞选时放话将在当选后“一天内”结束乌战的特朗普多少有点尴尬。
但特普会还是成真了，美俄首脑实现了俄乌战争开打以来的第一次会晤，特普两人分别宣称“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会谈是建设性的”。然而，特朗普急于促谈止战的迫切之情，并没有消除俄乌双方立场上的巨大分歧。几个小时的会晤，除了二人碰面本身的意义外，还真应了特朗普的验：只是一次“试探性会晤”。
当然，试探性会晤也是会晤，可以从中窥测出某些实货。从眼下情势看，三方面的结果起码是可以试探出来的。
一是美俄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乌战打了三年多，俄罗斯早已疲态尽显，不管是起初对战争的艰巨性缺乏预估，还是对乌克兰在西方支持下的抵抗耐力估计不足，停战熄火现在非常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一场局部战争，不仅把俄罗斯打得精疲力竭，也让中东等地区原来的“小兄弟”们对俄罗斯真正的实力疑窦丛生，更使“惺惺相惜”的特普二人竭力想改善双边关系的念想难以成真。所以，普京新闻发布会上的“俄罗斯真诚希望结束冲突”之言，确实“真诚”度十足。至于美国，一心思谋着如何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特朗普政府，对解决37万亿美元债务、关税谈判、移民问题，以及腾出手来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的热情，绝对超过支持乌克兰去死怼俄罗斯。况且虚荣心甚强的特朗普还想着通过结束这场战争，连同他新近调停成功的多起国际纠纷，在任上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无疑是他冒着“有25%失败可能”风险决意与普京会晤的原因。
二是乌战“怎么结束”难于“该不该结束”。包括乌克兰和欧盟国家在内，对结束战争的意愿都无须怀疑，但支撑它们不在谈判桌前签字的唯一原因，是“怎么结束”。对乌克兰说来，以大片领土被占的“土地换和平”停战，肯定难以妥协；让普京把伤亡无数、费三年多时间打下的成果尽数送还，那就连发动战争的合法性也荡然无存了。所以，不管特朗普发出什么威胁，施加何等压力，俄乌可以让步的余地都不大。可以说，这才是特朗普放话试探性会晤的原因，也是特普会在缺少当事方乌克兰的情形下“试探”怎么结束的吊诡之处。
三是特普会之后要做的事，多于已经做了的事。特普会的真正价值，在于认可中国人常说的“谈总比不谈强”的道理。随着阿拉斯加会晤结束，俄罗斯对夺下的乌克兰领土准备退让多少，乌克兰在保证不致引发国内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会以多大面积领土换取和平，抑或以什么方式换取，欧洲国家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芬兰等国能否放下对俄罗斯的戒心等等，都会对乌战是否结束、怎么结束及何时结束产生重要影响。至于美国为了MAGA，特朗普期待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的因素，都要服从上述考虑。
这倒不是说大张旗鼓的特普会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效果。诉求各异的双方，要达成一致见解，本来就是难办的事，幻想三小时化解三年之战更不可能。过去两大超级强国美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为了双边关系也为了国际关系进行的首脑会晤并不少。赫鲁晓夫1959年到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会晤的破冰之旅，后来的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尼克逊与勃列日涅夫等，都有过会晤，甚至是多次会晤。成功的会晤确实有，尼克逊与勃列日涅夫1972年后连续三年的双边峰会，就拉开美苏“缓和”时代的大幕，且开始了结束越南、阿富汗战争的进程；1987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第三次会晤，直接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导条约》。
会而无果甚至酿成恶果的会晤也不是没有，肯尼迪与赫鲁晓夫1961年的会晤，讲的都是面子上的话，会晤后果是其后拔地而起的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2018年特朗普与普京的会晤，虽然没有什么亮眼成果，但会晤本身就给特朗普的“通俄门”嫌疑增加了不少谈资。
进一步说，尽管国家间高层领导人的来往多属于试探性会晤，但“谈总比不谈强”。比如1959年赫鲁晓夫在与艾森豪威尔的会晤中争执不已，但重启柏林地位的谈判，还是为后来达成协议奠定基础；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晤后虽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但这场危机又催生后来在国家领导人间广泛使用的沟通热线。从这意义上说，不仅这场特普会有必要，以后的特普会也有必要。推而广之，国家间领导人的会晤，有比没有好，多一点强于少一点，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通理。
至于乌克兰和欧洲国家担心会被特普甩到一边，说到底，别说终级的谈判根本离不开当事方，就算眼下这一场，特朗普会后也立即表态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北约盟友讨论他和普京会谈的进展。所以，只要大家都朝着谈和止战的方向努力，甩不甩与谁甩谁的问题，可能就不是大问题，重点是把新闻发布会上普京所言的与特朗普达成的“谅解”，变为与乌克兰及欧洲的“谅解”，给乌克兰带来和平。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