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大罢免大成功，虽可能短暂改变国会权力版图，但势必激起蓝白支持者“咽不下这口气”的强烈反弹，在下一次选举中以更强的悲愤动员反扑。反之，若罢免案绝大多数皆失败，蓝白阵营会认定他们在国会的强硬监督路线获得民意背书，未来只会更加坚定。
近年来，政治极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地，从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到欧洲极右派崛起，无不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对立与冲突。在台湾，此趋势便体现在当前这波“大罢免”运动，已然成为台湾近年民主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其对台湾的长远团结与稳定，已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选举与罢免，在动员的心理上存在根本差异。一场健康的选举，本质可以是正向的，选民因为欣赏某位政治人物的理念、认同他提出的政策，或单纯只是因为喜欢这个政治人物而投下支持票。因此，选民的核心动机是“选择”与“认同”，不必然须要透过攻击或否定其他候选人来完成。
然而，罢免的发动机制却是截然相反的负向动员。它的基础即为“反对”，罢免方必须穷尽一切力量，集中论述被罢免者在道德、能力或政治立场上的种种不是，以说服选民收回先前赋予的授权及签订的“契约”。因此，罢免的过程几乎必然伴随着高度的对抗性、攻击性与否定性。相较于选举中，选民可在多个候选人中权衡并做出选择，罢免则是将所有政治能量简化并聚焦于对单一政治人物的支持或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极易催化选民的敌我意识，将理性的公共讨论推向情绪化的仇恨动员。
此次罢免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不仅因必然的负向本质，更在于空前的规模。回顾台湾过往较受瞩目的罢免案，例如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或前立委林昶佐、陈柏惟及黄国昌等人的案例，尽管也曾有激烈攻防，但影响范围基本上局限于特定的行政区或选区内，可被视为“单点冲突”。然而，当前的“大罢免”完全打破这一格局。它不再是针对个别政治人物的问责，而是一场全台湾的政治运动，烽火遍及全台近半选区。
遭全面锁定的在野“蓝白阵营”民意代表，其核心诉求已非关地方服务表现的优劣，而是直接针对其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当罢免的理由从“做得不好”转变为“立场不对”时，罢免权这个原本设计来监督民代、确保选区问责的公民权利，便已质变为政党之间用以削弱对方、争夺国会多数的政治武器。这扭曲了罢免制度的初衷，也将台湾的政治对立从区域性的零星冲突，直接升级为一场全国性、大选级的战争。
执政党民进党的全面介入，更使局势火上浇油。无论是否真如蓝白阵营所说的那样：民进党是背后发起者，如今民进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力动员则是事实，这已使这场运动彻底演变为“绿营vs蓝白阵营”的全面对抗。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更数次发表极具争议的言论，例如公开声称罢免由他发起、2024年选后一个月便已开始规划，甚至扬言要用“刑法100条”（内乱罪）来对付蓝白阵营等。让本应是选民对民代的检验机制，沦为执政党对付在野党的政治工具。
在动员策略上，罢免方及泛绿阵营时常以“亲共卖台”“国安问题”等高度政治性的标签，作为凝聚支持者的核心论述。这种诉诸恐惧与国族认同的操作，虽然能有效激化基本盘的投票意愿，却也让社会的仇恨氛围急剧升高。其恶果是社会信任的全面崩溃，肃杀之气已从政治圈蔓延至日常生活。近期，台湾已发生多起民众在公开场合的正常摄录行为，被罢免方及绿营支持者质疑是“帮大陆政府收集信息”，而遭到起底、围剿，甚至有民进党立委直接参与网络公审。当众人开始用政治立场来放大检视彼此的日常行为时，意味着社会互信基础已经松动。
在这次大罢免的行动中，双方动员也呈现出不对称的态势。自始至终，大罢免的发起方动员极为积极，然而反对方或中间选民，或因相对无感，或因未意识到危机，或因对现任民代的喜爱未强烈到必须出门捍卫其席次，导致反罢免方的动员力疲弱。但近一个月来，随着蓝白阵营持续合作，加上柯文哲案、国民党党部涉入罢免联署案等事件，被支持者普遍视为执政党主导的“司法迫害”，反而激发蓝白支持者的危机感与表态率。
罢免成功最终可能在四席左右
在此消彼长下，依照近期民调及各政党评估，大罢免达到成功的结果可能无法如罢免团体预期般乐观，最终可能落在四席左右，且即便罢免成功，泛绿阵营在随后的补选中也未必稳操胜券。
然而，无论此次大罢免的最终成败如何，台湾社会都已是输家，公领域的对话基础已荡然无存。当不同群体活在完全相异的政治信息同温层里，对国家现状、国际局势与未来发展有着完全相左的基本认知时，任何关于能源、经济、国防等重大国策的理性讨论，都将寸步难行，台湾只能在无尽的内耗中停滞不前。可以预见的是，这场罢免所激化的对立情绪，并不会随着投票结束而平息，反而将成为新一轮冲突的起点，一路延烧至2026年的地方选举。
若大罢免大成功，虽可能短暂改变国会的权力版图，但势必激起蓝白支持者“咽不下这口气”的强烈反弹，使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以更强的悲愤、凝聚力及仇恨动员反扑。反之，若罢免案绝大多数皆失败，蓝白阵营则会将之视为防卫性动员的重大胜利，从而认定他们在国会的强硬监督路线获得民意背书，未来只会更加坚定。与此同时，民进党则可轻易地以“罢免非由本党发起”来规避政治责任，却又实质上达成巩固基本盘、演练仇恨动员的政治目的，未来可能食髓知味，一再复制。
罢免权是民主制度中一项正当且必要的制衡性设计。然而，此次大罢免运动的宣传手法与政治操作，已使它沦为台湾民主的一场浩劫。其巨大的负面影响并非制度本身，而是它被当作党同伐异、清算政敌的政治工具。这场运动在台湾社会划下了一道道深深的伤口，让本已脆弱的共同体意识陷入更严重的撕裂。这场运动后，该如何弥补裂痕、重建信任，是整个台湾社会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作者是台北市青年咨询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