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文化战争反映西方在二战后建立的基本文化共识，已然难以为继，两种极端的“觉醒”，加上如今欧美社会不少年轻人悄然重燃对基督教的热情，说明二战后的文化反思，自身正面对另一次反思。
口无遮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善于用夸张的言语挑衅政治对手，还经常辱骂敌视他的主流媒体是“假新闻”。他的敌人也不吝还击，最常攻击他独裁专断，也最喜欢用“希特勒”“纳粹”来形容他。著名左派记者和历史学者阿普勒鲍姆（Anne Applebaum）去年便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责特朗普所使用的“去人性化语言”让美国政治堕落，是集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三位一体。
特朗普被叫作“纳粹”或许还有政治脉络可寻，但撰写《哈利波特》闻名全球的英国女作家罗琳，同样被冠上“纳粹”的帽子，就让人匪夷所思了。罗琳坚持女权，反对所谓的“跨性别女性”（绝大多数是性变态的男人）使用女性专有空间如女厕、更衣室，而成为自诩进步派的“性少数”（LGBTQ）激进分子的头号公敌。他们指控拥有舆论影响力的罗琳歧视“跨性别女性”，是不折不扣代表“仇恨”的纳粹分子。
政治是文化的下游，要理解当下的政治矛盾，就必须溯源上游。西方特别是美国鏖战不止的文化战争，或是一条有用的线索。单纯用自由保守、左派右派这类传统标签，已不足以充分解释当下的战场。美国文化战争最突出的矛盾，应是围绕“觉醒”（Woke）这个现象展开。它原是极左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者自认站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道德高地，居高临下要用棍棒把沉睡者赶上天堂；最典型的战线莫过于性别政治，彻底否认生物存在雌雄两性的事实，所高举的彩虹旗颜色，就因为忙着代表各类不断涌现的“自我认同性别”而跟着增多。
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文化战争似乎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训的一次清算。今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有历史学者把二战视为一战的下半场，终于解决持续近半世纪的国际地缘政治矛盾；也有学者形容二战对文明的破坏程度，不亚于1618年爆发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尽管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规范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却也对西方文明造成历史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下的文化战争，似乎正是二战后PTSD的体现。
说起能代表二战的具体形象，“纳粹集中营”无疑最广为人知。600万犹太人被有计划地用工业化手段杀害，催生了“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一新词，也激发“永不再犯”（Never Again）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纳粹主义的正式名称为“国家社会正义”，跟共产党主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各居一端，势不两立。但两者同是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文明的异端，在敌视个体方面沆瀣一气，均推崇抹杀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和极权政治。
对纳粹现象有所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心理学者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指出，西方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使得他们对极右意识形态有清晰的认知和高度的警觉。就算在强调绝对言论自由的美国，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不被禁止，集中营却让它们沦为被鄙视的政治立场。但彼得森也质疑，西方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威胁，却缺乏同样的警戒线。对比纳粹的集中营，共产党政权有惨无人道的劳改营，在苏共和大陆政府（还不包括其他共产党政权）治下遇害的平民人数，绝对远超纳粹德国。
除了对极左意识形态反对个人自由的专制本质基本无知，西方对二战的反思，恐怕也产生意想不到的反效果。由于纳粹和法西斯都强调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二战后的西方社会潜意识，因而也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产生抵触心理。鼓吹资本和人员跨国界自由流动，有意无意削弱国家主权的全球化运动，或可视为这一反动的产物。
特朗普主张建立边境墙恢复国家主权，罗琳主张男女有别回归文明常识，在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正是对战后左派解构主义要瓦解一切差异，把真实世界虚化为能根据主观好恶而随意改变的“诠释”，最终否定存在本身的有力抵制，因而都被指控为纳粹。但是另一股同样不容忽视的现象，则是所谓的“觉醒右翼”的崛起。“觉醒文化”原本是极左专属，来自另一端的“觉醒右翼”无疑是针锋相对的结果。作为逆反，他们试图为纳粹翻案，认为希特勒在占领法国后，本打算同英国媾和，反而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坚持战争。在他们看来，既然被指控为纳粹，就干脆引以为豪。这种用颠覆历史认知来挑衅政治对手的做法，无异于以反智主义回应愚昧，一同跌落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
显然，这场文化战争反映西方在二战后建立的基本文化共识，已然难以为继，两种极端的“觉醒”，加上如今欧美社会不少年轻人悄然重燃对基督教的热情，说明二战后的文化反思，自身正面对另一次反思。德国大哲尼采在一战前敏锐地意识到“上帝已死”，西方文明的根基发生动摇，虚无主义必然横行，固有的秩序逐一瓦解，包括主导世界地缘政治几百年的欧洲帝国主义。二战结束的80年后，还没有足够的迹象证明上帝“复活”，但持续观察这场方兴未艾的文化战争，或许有助于从崭新的角度，理解诸如全球关税战这类即将改变现状的大时代历史进程。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