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冤案，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一个年轻政治秘书的死亡，而是攸关整个社会对于真相、正义与体制诚信的期盼，它的意义早已超越案件本身。
近日，马来西亚反贪会首次公开向赵明福的家属致歉，并愿支付慰问金支援遗孤，却遭断然拒绝。赵家明确地说：“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真相与正义。”这一句话，表露对国家体制失去信心的情绪，直指体制刻意掩盖、拒绝承担。
2009年7月15日，年仅30岁的民主行动党政治秘书赵明福以证人的身份，被雪州反贪会传唤调查，翌日却被发现陈尸于五楼露台。反贪会指称赵自杀，然而他的死亡时间、盘问过程与现场状况充满疑点。尤其赵明福当时正在筹备婚礼，未婚妻甚至已怀有身孕，舆论普遍不信他有自杀动机。
案件发生在纳吉执政初期，政府在强大民意压力下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结论却回避具体指责，只认定赵因“反贪会官员不当讯问，承受过大精神压力”而导致死亡，并未起诉任何官员。
2018年希望联盟上台，外界一度充满期待，认为这个长年以改革与问责为口号的联盟，将为赵案带来突破性进展。彼时，马哈迪重掌政权，民行党首次跻身联邦执政中枢，赵案的真相似乎近在咫尺。政府确曾重启调查，然而，后续调查依旧未有实质进展，直至2020年“喜来登政变”爆发，希盟垮台，改革承诺戛然而止。赵案的再次沉寂，使得“改朝换代不等于改革”成为公民社会的普遍情绪。
这一情况，反映马来西亚政坛与公民社会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期盼落差。对执政者而言，上台往往意味着重新分配权力与利益，但对公民社会而言，政党轮替应带来制度改革、权责透明与人权保障的具体落实。
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当政府一次次更换旗帜，制度却依旧不透明、不问责、抗拒改革，人民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信任鸿沟日益扩大。赵明福案作为制度问责的风向标，正是这种失望的集中体现。即便体制内的法院，都已裁定赵之死涉及非法行为，却无任何后续惩治，人民自然不再相信政客能带来真正改革，甚至不免产生“谁执政都一样”的冷感。
赵案的未解，也暴露马来西亚司法体系高度依赖行政部门的困境。反贪会名义上独立，实则向首相署报告；检察机关虽手握起诉权，但政治考量长期影响决策。权力分立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形同虚设，真正的刑责始终悬而未决。这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政治意志与体制设计的结构性缺陷。
讽刺的是，正当赵案再度无疾而终之际，马来西亚社会却陷入另一场司法独立风波。近日，安华政府被指干预司法高层的任命，引发公愤，律师公会再度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尊重司法独立。这起事件充分体现“塔西佗陷阱”效应——即便安华曾以改革者姿态上台，随着施政渐趋现实与保守，民间对他的任何作为均倾向负面解读。当年民众支持他是基于改革希望，今天却对他深感失望。正如赵案所揭示的那样，当一个政权无法对过往的不义给出交代，改革承诺也将被视为政治工具，最终沦为空话。
承认独中统考、废除大道收费甚至是“还人民第三张选票”的地方选举——这些民行党在野时期的竞选政纲，都一一跳票，但赵明福命案呢？这是具备高度象征意义的人权案件，仍然需要一个真正的交代。这桩冤案，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一个年轻政治秘书的死亡，而是攸关整个社会对于真相、正义与体制诚信的期盼，它的意义早已超越案件本身。
此外，赵案也深刻地影响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发展。赵家不畏艰难，众多非政府组织、人权律师与媒体人持续为案件奔走；民间社群成立“赵明福民主促进会”，每年举办悼念活动，推动司法改革，坚持16年不妥协，成为追求正义最坚定的象征之一。这份坚持既反映出民间对真相的渴望，也反衬出体制的冷漠与政治算计的残酷现实。
回顾赵案的发展轨迹，从纳吉时期的掩盖，到希盟执政的无能，再到今日道歉却不问责的局面，足见整个国家体制未曾真正面对问题的本质——即公权力缺乏制衡机制，人民缺乏申诉救济途径，政治人物将人命视为权力博弈的筹码。无奈的是，它似乎只能年复一年地证明这个国家制度性的权力失衡与政治诚信的崩解，而这正是赵案至今仍无法落幕的根本原因。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