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加坡这个“没有人欠我们一口饭吃”的小国来说，未雨绸缪并培养在动荡未来中蓬勃发展的能力，必须依然是一种本能。未来世代的领导人和公务员，必须维护使新加坡能够在内在制约下蓬勃发展的治理支柱。他们也必须继续征求公民的多元观点，为公民社会参与创造空间，并愿意改变已过时的政策。
新加坡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历程吸引了世界许多地方的关注，因为很少有人预料到它能取得成功，并且因为它没有遵循既定的模式。
这两个事实都源于新加坡在60年前被迫独立时所面临的处境：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国内市场太小而无法推行当时常规的增长战略，人口以不同背景的移民为主，在动荡不安的地区里被多个更大的国家环绕。
正是这些制约因素解释了新加坡对治理孜孜不倦的关注，尤其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及其团队的信念，即新加坡只有凭借卓越的治理体系，才能自立更生，团结人民，并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正是这一信念的付诸实践，推动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飞跃。继建国一代之后的领导人和公务员秉承这一信念，不断完善体系，并使之适应时代的变化。
由于缺乏其他优势，政府对诚信的万分重视让它能够在国内建立信任，并使新加坡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然而，新加坡大多数政策背后的理念基本上并不独特——主要的例外是住房、城市社会规划，以及公路电子收费制。相反，新加坡的做法是不断探求世界各地的点子、经验教训和最佳建议，并从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成功与错误中学习。
因此，新加坡的做法被相当准确地形容为务实的，因为政府为了实现目标，不拘泥于左派或右派的传统观念。至为关键的是，它实际上借鉴了两者。
但是，务实主义关注的是方法，而非结果。新加坡的治理从来都不只是注重实际。从自治时期到今天，一直存在着一个至上的道德目标和信念：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个人和社区都得到同等的尊重，并且只有当所有人一起取得成功时，我们才算是真正地成功了。
积极而非自由放任的多元文化主义
核心信念是：建设一个具有凝聚力、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是可能的。新加坡已建立起一整套治理体系，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选举规则确保多数主义政治不会在一个某一种族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扎根。法律则禁止发表对种族或宗教的敌意言论。
但更根本的是，新加坡采取了积极培育多元文化主义的做法，这与其他地方常见的自由放任模式截然不同。它不仅仅停留在认识甚至赞扬多元化，而是寻找方法——尤其是通过教育和住房政策，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协同行动——来鼓励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公民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日常互动，并建立共同的身份认同。
人们可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会变得更有自信，自我强化维护和促进多元种族之间的尊重和团结的规范。这必须是我们努力实现的愿景。然而，世界各地持续存在的现实——即使在经历了数十年稳定共处以及族群间一定程度融合的成熟民主国家，种族焦虑与矛盾也易被挑起——值得人们深思。这说明，为了让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和谐得以持久、随时间强化，并继续成为国民自豪感的源泉，积极治理将不可或缺。
政府更大胆地施以社会而非经济之手
第二个主要信念是：我们能够且必须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和社会正义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取得成功并做出贡献，人生的起点不会决定终点。新加坡一直通过社会与经济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两者相互依赖才能取得成功。
充满活力的经济从来是社会福祉的关键。然而，新加坡的增长战略，即使在早期阶段，也鲜少依赖东亚国家常采用的国家调控型工业政策。政府扮演了灵活的角色，但它把重点放在构建促进增长的生态系统，而非指导增长，更不用说培养国家冠军企业。政府聚焦投资于技能、研发及其他能力，保持监管的可预测性，实行自由贸易，并利用经济外交手段帮助开拓海外市场，使新加坡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同样重要的是，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有助于确保工人得到公平待遇，并从增长中受益。
这些市场驱动的经济战略在新加坡的环境下运作良好，使得生活水平和中位收入水平持续增长，超过了大多数可比经济体。然而，与其他全球枢纽竞争的挑战将越发严峻，尤其是新加坡越来越接近技能和创新的前沿。
但是，如果说社会和经济战略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政府在社会领域采取的措施则更为大胆。新加坡已证明，即使在比国际标准相对较低的预算下，公共运营的体系也能取得成功。公共教育体系和立足于公共部门的国家医疗保健体系，为公民带来了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渴望实现的成果。在住了本地五分之四人口的综合性公共住房邻里，广泛的拥屋权防止了大多数城市自然产生的种族和社会经济隔离。
集体和个人责任的新契约
然而，主导社会政策的精神也出现了明显转变，尤其是在过去的20年中。在前几十年，当快速增长的经济浪潮让所有人都受益时，个人自力更生的文化曾行之有效，但随着增长放缓、不平等扩大以及人口开始老龄化，仅靠这一文化已无法保障社会的韧性。
如今政府有目的性地进行干预，以加强对所有人的保障——对资源较少的人提供额外帮助——并共同资助类似的公民倡议。这一转变贯穿人生的每个阶段：从增加弱势儿童的机会，尤其是在他们的大部分潜力形成的最初几年，到投资于每个公民的终身学习，包括在职业生涯中期显著提升技能，再到缓和工作期间和退休后的不平等，以及通过负担得起的全国保险计划，分担无常人生所带来的费用，如重病住院等。
因此，一种新的全社会责任文化，一种集体和个人责任的契约，正在逐渐形成。它强化了我们希望共同实现的抱负，同时鼓励每个人和家庭把握所提供的机会，竭尽所能，从不可避免的挫折中振作起来，并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成功。
通往未来的生命线
同样重要的信念是，民选政府不仅在当下，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必须充当国家福祉的守护者。这一理念从早期就开始形成。在新加坡独立的头几年，即使面临着经济生存的迫切威胁，政府仍开始储蓄，以便国家可以为未来的需要做好准备，这在历史学家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
独立仅仅25年后，宪法就进行修正，以保护国家积累的储备金不被政府在未经民选总统批准的情况下动用。此后，这一框架经过修订，以便能够公平和可持续地使用储备金投资的回报。现在，它让政府的财政预算每年都能从储备金中获得稳定且可观的收入，使当代和未来的新加坡人受益。同样重要的是，新加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能够果断应对，并在冠病疫情期间大幅增加支出，因为我们能够动用过去的储备金。
然而，在这个日益混乱的世界里，反复出现的危机现在必须被视为特征，而非偶然。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构成明显的危险。冠病疫情是未来可能更致命的大流行病的先兆；全球变暖、森林砍伐和自然栖息地的丧失，加速了病原体从动物向人类的传播，而世界仍缺乏迅速检测和阻断新兴流行病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气候变化现在正面临跨越临界点的危险，这将使我们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极端天气更加恶劣、海平面持续上升，以及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淡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失的世界。
新加坡在财政治理、储备金保护，以及维持AAA信用评级方面的审慎做法，在20年前可能被许多观察人士视为保守。如今，这已成为通往一个对所有人而言，都充满深刻不确定性的未来的生命线。
对新加坡这个“没有人欠我们一口饭吃”的小国来说，未雨绸缪并培养在动荡未来中蓬勃发展的能力，必须依然是一种本能。但任何国家的发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大小国家能否及早行动并携手合作，以避免和缓解未来的危机。在一个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长期挑战日益增多的世界里，在全球拓宽治理视野显得尤为关键。
然而，矛盾的是，同样的不安全感却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中的短视主义情绪，以及对合作的厌恶。通过为未来的乐观情绪创造新的基础，以扭转这种时代精神，现在已成为全球民主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从确保经济韧性到维持社会公平，再到应对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承受的全球问题，都必须在国内战略或国际合作上建立长远的眼光。
未来世代的领导人和公务员，必须维护使新加坡能够在内在制约下蓬勃发展的治理支柱。他们也必须继续征求公民的多元观点，为公民社会参与创造空间，并愿意改变已过时的政策。同时，要不断更新新加坡治理核心的宏大信念：一个更团结、人人享有尊重与机遇的更美好社会，始终是可能实现的。
作者是新加坡总统
本文是尚达曼为成人学习学院副院长、新加坡社科大学实践型副教授何伟伦所著的《新加坡如何战胜逆境：城市国家治理的内部洞察》（How Singapore Beat The Odds: Insider Insights On Governance In The City-State）撰写的前言的略微删节版
原载《海峡时报》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