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肯先生《从寒窗苦读到“冷眼血讨”》（6月21日《联合早报·言论》）一文，涉及恢复高考、中国大学生群体等问题。文中有若干可商榷之处，在此讨论其中一部分。
这位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关系学者在文中写道：“综合分析邓小平恢复高考一事，不难看出决策具有地缘战略层面上的三方面特殊内涵，即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光复中华之正统、地缘经济层面上的重振中华之道统和地缘文化层面上的统一中华之法统。”他并未将恢复高考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等联系起来，而是提到“光复中华之正统”——这究竟指什么？是与台湾方面争“中华正统”？恢复高考发生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当时的邓小平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中华正统”，明显存在疑问。
叶文还有进一步论述：“为光复中华之正统地位，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须双向筛选出依附性极强，且忠诚度最高的效率型新式‘技术官僚集团’。”选出这种“技术官僚集团”，与“光复中华之正统”究竟有何关系？从1977年邓小平的讲话、谈话等来看，恢复高考与培养科研人员等有关，但作者没提这点，而是谈及筛选出“技术官僚集团”之类。
至于“地缘经济层面上的重振中华之道统”，确实有些偏颇——“中华之道统”如何与“地缘经济”结合，又如何与1977年恢复高考相联系？“道统”属于思想、文化范畴，而非经济或“地缘经济”范畴。不少学者认为，“道统说”首先由唐代韩愈提出。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这就是儒家道统。难道除儒家道统外，还有其他中华道统，尤其是地缘经济层面上的（并与恢复高考相联系的）中华道统？
叶文对“地缘经济层面上的重振中华之道统”有如下更详细些的论述：“经济方面，为重振中华之道统秩序，各地高校须首先与国际知名学府对接，其次则依照内定双重一并式标准，为国企与民企培养出绝对拥党且绝对爱国的流动型新式‘产值劳动群体’。”1977年恢复高考前后，中国国内几乎没有民企。恢复高考的目的，应不会与为民企培养新式“产值劳动群体”有关。另外，“重振中华之道统秩序”和“与国际知名学府对接”又有什么关系？
还有，何谓“内定双重一并式标准”？笔者未见中国教育学者、经济学者使用过该术语——邓小平更不会使用。
叶文还谈到民族国家构建问题：“期间，寒窗苦读十余载且渴望一朝鲤跃龙门的大学生，一直都是被寄予厚望的群体兼对象，不是国之栋梁，就是族之希望，乃中国特色之‘沿海—边疆’陆海横向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核心支柱与关键动力，以及长期所需之战略保障。”“族之希望”在中国国内并非常见说法，极少人使用；而“族”也有歧义——可以指国族、民族、家族等。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群体，是否应被视为“‘沿海—边疆’陆海横向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核心支柱与关键动力”？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构建并非始于1977年，有论者认为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就开始，到1949年初步完成。1977年恢复高考前后，发生粉碎“四人帮”、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重大事件，中国当代史由此进入一新阶段，民族国家构建也可视为进入一新时期。可以认为，大学生群体在新时期民族国家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称为“核心支柱与关键动力”是否恰当？
“在中国加入世贸前的23年里，通过‘寒窗苦读’与层层筛选得以跻身‘现代官办学堂’（即高等学府）的基层农工子弟儿女，分别见证中国加入联合国与毛泽东病逝后的四人帮被捕和文革的终结，以及美中建交、苏中缓和、苏东剧变与苏联解体”，这也是叶文中的话。但要指出的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前的23年，应可追溯到1978年。然而，在这23年间，“基层农工子弟儿女”见证不了“中国加入联合国与毛泽东病逝后的四人帮被捕和文革的终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是在1971年10月，而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官方教科书未使用“被捕”）则是在1976年10月——这些都发生在1978年之前，甚至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
叶文还提到江泽民时期与胡锦涛时期：“后续事实表明，官运与财运蒸蒸日上的‘留校才子’，首先是在江泽民时期实现内外并进式的‘闷声发大财’，其次是在胡锦涛时期通过遵循‘三个代表’原则，完成自身的分化延伸与合并再进”。“三个代表”是江泽民提出的，胡锦涛提出的则是“科学发展观”。经历过胡锦涛时代的，应还对“先进性教育”“八荣八耻”等有印象。
作者是旅居加拿大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