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庆玲:伊朗政治变动中的女性权益问题

虽然国际社会对伊朗女性权益议题的关注和声援具有积极意义,但解决最终需要依靠伊朗女性自身的奋斗,以及伊朗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文明互动。

自2020年1月特朗普首次提及“让伊朗再次伟大”(Make Iran Great Again,缩写为MIGA)的表述以来,2025年随着以伊冲突局势升级,该口号再次被赋予政治意涵。

6月23日,微信公众号“以色列计划”发文称:“过去40余年,伊朗错失了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昔日的中东经济强国,如今成为地区内经济、民生、国际关系全面落后的问题国家。无数伊朗民众厌倦了宗教高于民生的政治架构,期盼能够拥抱开放、自由与现代化。”从表述来看,其政治立场倾向于肯定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发展,对1979年以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持负面评价。

巴列维国王(1941年至1979年在位)在女性权益保障领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尤其在家庭法改革与高等教育普及方面较为突出。1963年修改选举法,妇女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75年颁布并同年重新修订《家庭保护法》,法律限制多妻,多妻需要法院批准。法律还规定离婚时夫妻双方都必须上法庭,离婚以后孩子的监护权不再只限于丈夫及其家族,由家庭法院裁决,可判给父母任何一方。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主义现代化改革的终结。总体而言,巴列维政权的垮台有其历史必然性。对于至今伊朗内政外交的得失成败,则难以用简单的结论加以概括。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霍梅尼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专制,他认为根据巴列维的《家庭保护法》结婚或离婚的夫妇,并非真正的婚姻或离婚。1982年,《家庭保护法》被废除。曾有一段时间,女性在家庭关系中陷入不利境地,一夫多妻制重新施行,男性拥有单方面离婚权,子女监护权倾向于父亲,女性证言的法律效力仅为男性的一半。1986年,作为宗教保守势力与世俗改革派博弈的产物,政府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12点婚姻与离婚示范合同》。该合同首次明确规定,在男性过错离婚的情形下,女性有权享有50%的家庭财产份额,这一举措初步扭转了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被动地位。

1990年代是伊朗历史上的改革时代,在拉夫桑贾尼总统(1989年至1997年在任)的支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女性协会和一些伊斯兰性质的女性组织在女性与儿童议题方面提出很多建议。官方严禁西方世俗女性主义的传播,许多伊朗女性通过研习《可兰经》与传统文化,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价值与角色转型。1990年代,《今日女性》(Zan-e Ruz)周刊不断推出关于伊斯兰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1992年,沙赫拉·谢尔卡特(Shahla Sherkat)创办《女性》(Zanan)月刊,成为伊斯兰女性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意义更重要的是,《女性》撰稿人涵盖世俗及伊斯兰背景的女性和男性活动家,他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在任)在总统选举中得到妇女和青年的支持而获胜,女性高等教育持续发展;1997年,女生占大学生比率37%,2000年占45%,2005年占51%。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让女性收获梦想、自信与力量,但这一时期女性在就业和参政领域的状况仍不容乐观。家庭法领域的改革一直在进行。2002年,希林·埃巴迪律师参与起草与孩子监护权相关法律,试图将原本由不适合的父亲和继母持有的监护权归还给母亲,虽然没有被议会通过,但是希林·埃巴迪凭借一直为女性争取权益的努力,最终获得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

内贾德在2005年至2013年担任总统期间,对美国与以色列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在国内逮捕和监禁持不同政见者,于2008年下令关闭《女性》。2009年,内贾德面临能否继续执政的危机,那年总统选举及随后爆发的“绿色革命”中,女性参与热情高涨,改革派穆萨维及其夫人拉赫纳瓦德获得众多女性及民众的支持。尽管内贾德也得到部分女性选票,但其连任主要依靠上层集团的支持。

2013年,改革派鲁哈尼担任总统,2014年5月,《女性》得以复刊,这是改革的迹象。2015年伊核协议的签署为伊朗带来和解的希望,但是,2018年5月,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致使伊朗改革派陷入窘境。2021年8月,强硬派莱希就任伊朗总统后,要求女性严格佩戴头巾,这一政策是伊朗长期以来头巾问题政治化、美国对伊经济制裁持续施压,以及国际社会对伊朗女性议题关注度上升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2022年9月伊朗爆发阿米尼头巾事件,抗议者采取互联网写作与街头团体抗议相结合的形式,不少伊朗女性和青年喊出“女性、生活、自由”的口号。在主张民主化的人士看来,阿米尼头巾事件是伊朗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下层群众政治诉求的集中表达。而在执政者眼中,美国和以色列被视为头巾抗议活动的幕后推手,相关行为被认为对国家政权安全构成威胁。

在女性议题领域,不同文明之间可深化交流互鉴。虽然国际社会对伊朗女性权益议题的关注和声援具有积极意义,但解决最终需要依靠伊朗女性自身的奋斗,以及伊朗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文明互动。美国和以色列将伊朗女性权益议题作为政治工具对伊朗政府施压,并试图通过军事威慑与经济制裁实现政治战略,这种做法反而可能对伊朗女性权益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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