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终于结束了。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与亲人相拥而泣；加沙的居民踏上回归之路，推着破旧的行李箱，穿过一片片焦土，试图在断壁残垣间重新安顿生活。一切都似乎回到和平的起点。然而，这只是另一场考验的开始。以哈战争之后，如何治理、谁来治理、治理到什么程度，将决定巴勒斯坦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随着停火协议生效，战后巴勒斯坦的治理方案再次成为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描绘了一幅过渡期蓝图：由技术官僚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负责民政事务，在“和平委员会”的监督下运作，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完成改革后再行移交政权。纸面上，这一方案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甚至带有几分“技术治理”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现实中，这一计划却隐藏着三重陷阱：合法性、可操作性与安全秩序。
要理解其中的困难，不妨回望近20年来，中东其他国家的战后治理实验。
2011年后的利比亚，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卡扎菲倒台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对话与多轮选举都没能恢复国家秩序。利比亚的中央政府仅在名义上存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把持着港口、油田和交通要道，各自为政，资源成为各方势力的筹码。学者普遍认为，利比亚过渡治理失败的根源在于安全整合滞后于政治重建：没有统一的军警力量，再精巧的制度安排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对加沙而言，如果哈马斯在缺乏替代安全机制的情况下被强行解除武装，难免重演利比亚式的派系割据与治安真空。
伊拉克的教训则来自另一种极端。2003年推翻萨达姆后，美军主导的临时管理官方实行“去巴斯党化”政策，将数十万原公务员、军官和教师清除出体制。国家机器瞬间瘫痪，行政停摆，警察体系瓦解，公共服务崩溃，为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的崛起埋下伏笔。虽然伊拉克曾制定《临时行政法》作为过渡宪制，但缺乏执行能力，改革被僵化为政治清洗。这种断裂式改革对巴勒斯坦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如果“完成改革”被设定为接管权力的前提，而改革条件又模糊不清，那么任何机构都难以达标。权力移交可能被无限期推迟，形成事实上的外部托管。
较为近期的叙利亚政权更替则显示出第三种困境。多方倡议设立国家过渡正义委员会，希望通过追责与和解实现重建，但现实中却陷入长期僵局。过度强调“正义”而忽略权力平衡，导致不同派系和族群互不信任；外部力量试图主导过渡安排，却削弱了地方的政治合法性。叙利亚的经验说明，过渡正义不能取代政治和解，国家重建不能只靠外部设计，而必须建立在地方社会契约之上。
避免重蹈覆辙关键在执行之“稳
从这三例艰难转型的得失看，巴勒斯坦的战后治理若要避免重蹈覆辙，关键不在方案之“新”，而在执行之“稳”。首先，任何治理机制都必须建立在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基础上。由外部主导的监督委员会若得不到巴勒斯坦民众的认可，其权威将脆弱如纸。治理不只是“谁管理谁”的问题，更是“被管理者是否愿意接受”的问题。其次，制度改革应以渐进和包容为原则，而非一次性重塑。伊拉克的经验表明，彻底清除旧体制难免导致治理断层。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委员会应吸纳现有行政体系中的专业人员，一定程度上保持制度的连续性。第三，安全秩序的恢复必须与政治进程同步。解除武装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经济支撑，否则真空地带难免被新的武装力量重新填补。
此外，还须警惕外部干预的双刃效应。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国际托管或监督安排往往以“稳定”为名，却在无意中削弱了地方的自我治理能力。加沙若要实现持久和平，外部力量应当扮演“支持者”而非“主宰者”的角色，即协助重建财政、培训行政人员、协调安全，而非直接掌握决策权。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可能参与监督的情况下，更应避免形成多头干预的局面，否则将重演利比亚那种外部势力交织、责任模糊的乱局。
战后治理从来不只是行政技术，而是政治与社会的再平衡。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和“技术官僚委员会”，若不能真正反映巴勒斯坦的社会意志，而只是外部力量的延伸，那么即便枪炮声沉寂了，权力却仍然在别处，巴勒斯坦迎来的或许会是一段“安静的混乱”。只有当加沙的治理架构能够让巴勒斯坦人自己认同、参与并受益，这片土地的和平才可能真正开始。
最后，战争虽告一段落，另一场漫长的重建刚刚开始，不仅是物质的，更是心灵的。
笔者曾长期从事以色列现当代希伯来文学的翻译工作，无论在诗歌、小说乃至儿童读物中，战争创伤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shakhol”意指丧亲之痛，而在阿拉伯语中，它有一个同源词（Thakl），意义完全平行。古代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经用同一个词表达无法被理性抚平的、最原初的悲痛。这种属于所有在战争中失去家园、亲人和希望的人的悲痛，将成为这片土地上难以消弭的历史记忆。要让和平真正到来，或许需要的，不只是制度的重建，更是记忆的疗愈。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