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新马两国校园霸凌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我正好在Netflix看了令人窒息的《默杀》：初中生惠君长期遭受同学霸凌，最终从高处坠亡，由于主谋是校长女儿，学校上上下下的目击者都集体沉默。后来霸凌目标转向惠君闺蜜小彤，在她全身被涂胶、呈十字形悬吊于墙后，她母亲还是因为和校长的利益关系，选择隐忍。
现实中很多校园霸凌事件，都是这种旁观者集体视而不见的悲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校园暴力划分为四大类：身体暴力（肢体攻击等行为）、心理暴力（言语侮辱、社交排斥、谣言散播等）、性暴力（性骚扰、性胁迫等），以及网络欺凌（传播虚假信息、令人难堪的内容等）。
根据新加坡官方数据，2019年至2023年五年期间，中学和小学欺凌事件年均报案率，分别为每千名学生六起（0.6%）和两起（0.2%）。马来西亚教育部的数据则显示疫情后的2022年、2023年和2024年里，校园霸凌案分别为3883、6528和7681宗，以2022学年中小学生总人数约500万计算，当前校园霸凌率百分比应该是约0.15%，和新加坡数据相差不远。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在2024年对1010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约30%受访者声称曾遭受霸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针对4469名公立学生的研究也揭示，79.1%学生涉及霸凌行为，其中纯受害者占16.3%，兼具施害与受害双重身份者高达48.4%（引2021年7月《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健康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论文）。
这些数据显示，在新马两地，绝大多数校园霸凌事件都“密而不报”，导致官方记录在案的数据普遍被低估。环顾全世界，校园霸凌也是普遍存在的教育界难题。2023年UNESCO的数据显示，全球平均每三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遭受霸凌影响。UNESCO在2019年整合《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GSHS）等国际数据发布的144国报告，也显示马来西亚11岁至15岁学生中，曾遭遇校园欺凌、参与肢体冲突及遭受肢体攻击的比率分别为21%、30%和29%，与印度尼西亚（21%、25%、34%）及泰国（33%、29%、30%）情况相近（新加坡数据暂缺）。研究同时揭示，霸凌次数越多，受害者学业成绩下降越严重。
在马来西亚，今年多起校园霸凌导致伤亡的案件屡见报端，其中沙巴州13岁女生扎拉命案未获妥善处理，不仅激起全民愤慨，更暴露出国家立法缺位、教育系统监管失效，以及社会长期沉默纵容的问题。这起悲剧虽推动政府考虑制定《反霸凌法》，但立法仅是第一步，马来西亚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法不严的制度性缺陷、问责机制模糊、校方玩忽职守甚至包庇隐瞒，这些往往成为霸凌的帮凶，单靠法律条文恐难扭转积弊。
本区域亟需开展更多本土化研究
目前有关霸凌的研究报告，大多基于西方理论体系。这些报告可用作借鉴，却难以充分反映新马等国的多元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观念上的差异。因此，本区域亟需开展更多大型针对多元族群的本土化研究，从不同文化视角构建霸凌成因的解释框架。
最重要的是，东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扫门前雪心态，让旁观学生（有时甚至包括原应保护受害者的教师、舍监等）选择沉默，无人站出来制止霸凌者，成了帮凶。
因此，根治校园霸凌需要制度修正和文化变革双轨并行，后者尤需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实现。在强化校方问责的同时，也要为教师提供实质支援，尤其是增聘专业心理辅导员，以构建完善的支持体系。
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10余年的普及，已使“电子保姆”深刻塑造青少年身心成长、性格和心态，不但导致年轻一代社交能力退化，也持续暴露于暴力、色情等有害内容。
约自10多年前起，笔者和同侪就已发现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在大学生群体激增；我们当时怀疑，长期高频率使用手机或社媒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并削弱对道德和社会议题的反思能力。一项涉及全球10万名18岁至24岁Z世代青年的最新研究，证实这一课堂观察：13岁前拥有智能手机和青年期较差的心智健康，存在显著关联，其中网络霸凌是重要中介因素。
笔者认同该论文作者提出的建议：为保障未来社会的身心健康发展，各国政府应效仿烟酒管制政策，立法禁止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
此外，笔者也认为本区域教育体系亟需推动以下两项变革：其一，教育并鼓励学生勇敢举报霸凌事件，彻底破除自扫门前雪的畏缩文化。其二，推行每日一善行动，要求师生每天在校园至少做一件好事。
当善意成为校园文化和根基，恶念自难滋生，霸凌也就无从立足。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分子遗传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