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以晨:从天津到华盛顿:多极化愿景与西方的抵触

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场面耐人寻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的簇拥下,高调宣布设立开发银行、推广北斗卫星服务,并承诺在绿色科技、人工智能及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入。此举释放明确信号:上合组织已不再局限于安全合作,而是意欲成为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另一种选择”。

上合组织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初衷是化解苏联解体后的边境矛盾,稳定中亚局势。2001年转型为上合组织,议题逐渐扩展至反恐、能源、经贸,再到制度性合作。

20余年后,上合组织如今覆盖全球近四成人口与三成以上经济总量,整体产出约23万亿美元(约29.6万亿新元),虽不及七国集团(G7)的45万亿美元,但增长势头更猛:中国今年预计增长4.5%,印度更高达6.5%,而大多数G7国家则徘徊在2%以下。伊朗去年正式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也表达意向。昔日的边境协定,已演变为多极化舞台。

华盛顿的斥责与北京的尴尬

这种变化自然引来西方的警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直言中、俄、印三国领导人为“坏角色”,并称天津峰会“流于表演”。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借北京胜利日阅兵之机,在社交媒体上讽刺习近平与普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台,并提醒中国,美国曾在二战中付出“巨大血债”才保全中国。

在华盛顿,这些言辞加深“合则围之”的叙事,将上合组织塑造成修正主义力量的象征。在北京,则多半视为美国选举年里的政治作秀。但不可忽视的是,当中国与俄、朝并列于同一画框,外界的解读往往南辕北辙,反而冲淡北京想通过上合组织传递的“全球南方代言人”形象。

印度的处境尤为微妙:一方面,美国在资本与科技领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印度近七成的军备来自俄罗斯,但最大贸易伙伴却是中国。牵一发而动全身,印度无法独押一方,只能在多极间灵活周旋,延续“不结盟”的传统。凭借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与最快的经济增速,印度有底气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自立为一极。

俄罗斯则在西方制裁下另辟蹊径。欧洲市场关上大门,亚洲自然成为生命线。去年俄罗斯已取代沙特与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石油供应国,份额逾三分之一,而战前不足2%。如今八成以上的俄罗斯原油出口流向亚洲,勉强稳住财政,但代价是对北京依赖愈深。

中国的“全球南方算盘”

中国的布局更具系统性。借助上合与金砖,北京提供金融与技术替代方案,试图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机构的影响。金砖新开发银行已放贷300亿美元,北斗卫星服务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应用。再加上新能源与人工智能融资,中国确实切中全球南方的脉搏。但“倚天一剑”也可能成为“软肋”:中国已占全球三成制造业产出,在太阳能、电池与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掌握主导,过度依赖难免引发疑虑。

大国利益在印太交汇最为激烈。这里承载全球六成海运贸易,聚集台韩半导体枢纽,更拥有绿色转型所需的稀土资源。美国依托“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AUKUS),中国则以上合与金砖呼应。印度居中周旋,试图将竞争转化为筹码。

区域内的海上通道若有风吹草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势必震荡;数码经济与清洁能源的新兴产业,也将在印太率先展开角力。可以说,谁能在此稳住局面,谁就能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掌握先机。

天津峰会彰显多极化雄心,华盛顿的回应则凸显根深蒂固的抵触。北京或许将之视为隔岸观火的作秀,但习近平也不得不正视外界如何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

上合组织从“上海五国”到今日的制度平台,映照出国际格局的东移。未来究竟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作态,还是“开篇之笔”的新秩序?这将决定未来10年的世界走向。

作者是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区主席、淡马锡高级顾问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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