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总统尚达曼将毒贩陈义睿（Tristan Tan Yi Rui，译音）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内政部在回应媒体询问时指出，赦免权是一项“特殊权力”和“行政恩赦行为”。它补充说，内阁被告知对陈义睿判处死刑“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特赦的理由很少公开披露。在陈义睿的案件中，内政部仅透露，他被赦免死刑是“鉴于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情况”。尽管细节仍语焉不详，但这一结果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即使经过正当程序、公正审理和法律上站得住脚的判决，实质性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依然重要。
陈义睿的案件不应与亿万富翁王明星的案件混为一谈。王明星在涉及前内阁部长易华仁的案件中教唆妨碍司法公正，但国家法院鉴于他健康状况不佳，基于司法怜悯，判处3万元罚款。
法院与行政部门在死刑案件中的角色
法院在死刑案件中的角色是裁定被告是否有罪，并依法判刑。在陈义睿的案件中，他因被裁定持有不少于337.6克冰毒（甲基苯丙胺）用于贩卖，而于2023年被判处死刑。
高庭判定陈义睿并非仅仅是运毒者：他参与购买和交接毒品的谈判。因此，他不符合2012年推出的替代判刑制度的条件。替代判刑制度规定，若满足严格要求，贩毒者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或鞭刑，而非死刑。上诉庭随后维持陈义睿的罪成与死刑裁决。
死刑判决经最高法院确认后，在行政部门认为适当时，它行使赦免权的作用，是使罪犯免于法律的既定进程。这一行政恩赦行为是一项酌情权，可以撤销法院对囚犯判处的死刑，并代之以较轻的刑罚。
上诉庭于2011年指出，在死刑判决的具体情境中，对罪犯给予赦免是“赋予他生命的恩赐。这是因为罪犯因被判犯有死罪，他的生命实际上已被法律剥夺。……而若未获赦免，他的生命将依法被剥夺”。换言之，在死刑案件中，无论是否予以罪犯赦免，决定本身都不是剥夺罪犯生命的行为。
赦免申请的法律框架
根据《新加坡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总统可根据他认为适当的条件，对被判死刑者予以赦免、暂缓执行或中止执行判决，或减免法律规定的全部或部分刑罚。这些统称为“赦免”的权力包括特赦（使囚犯获释）和减刑（将死刑减为有期或无期徒刑）。
赦免申请逐案审议。总统根据内阁的建议行使赦免权；他没有酌情权。此外，新加坡没有对死刑犯普遍实行大赦的传统或惯例，也没有任何自动将死刑减刑的规定。
换言之，《新加坡宪法》将赦免权从特权领域移除，并牢固地置于成文法（written law）领域。这项权力的行使是宪法保障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的必然结果，宪法规定“除非依照法律，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或人身自由”。被判死刑的罪犯仍保留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内阁就赦免权的行使，向总统提供建议的酌情权非常广泛，但它并非超脱于法律约束或限制的“法外”权力。对酌情权行使的司法审查，通常仅限于程序事宜，或赦免权是出于不良意图且为不当目的行使，或其行使违反宪法保护和权利的情况。
简而言之，内阁必须严格遵守明确的宪法要求，并公正、善意地审议依法提供给它的相关材料。
在向总统提供建议时，内阁有权考虑与罪行性质，以及对该罪行实施规定刑罚背后的立法政策相关的公共政策考量。内阁不应忽视相关政策考量，这些考量确保所有赦免申请，能得到有原则且一致的处理。
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内阁在特定案件中落实此类考量“本身并不能构成偏见，无论是实际偏见还是表面偏见”。此外，内阁不能根据一项如此绝对的政策，向总统提供建议，以至于仅仅将赦免申请归类为某一特定大类案件（例如涉毒案件），就会自动导致申请被驳回。
如果存在如此严苛的政策，则可被视为违宪，因为这与内阁根本不审议案件没有区别。
维持死刑的合法性
根据媒体报道，赦免的批准非常有限，只有极少数死囚的死刑被减为终身监禁。尽管陈义睿成功获得赦免的细节尚不明确，但这一结果却意义重大。
陈义睿于2018年在中央肃毒局的一次行动中被捕，当时还有其他几人落网。内政部指出，在同一行动中被捕的另一人，虽然同样面对死刑控状，单独受审，但最终没有被判死刑。内政部说，内阁决定建议对陈义睿予以特赦，“以减少两人案件结果之间的差异”。
在获得赦免后，陈义睿的待遇与涉及相同事实的另一起案件没有区别，在该案中，另一名罪犯被判入狱而非绞刑。这（尽管有些耐人寻味地）暗示，当两人涉及同一罪行时，若他们的处境相同（此为法律载定），两人的刑罚不应完全不同。
换言之，对两名罪犯的任何区别对待，都必须是合理的，即有正当理由。在这方面的任何区别对待，都必须有正当理由。
这也突显，对陈义睿的赦免是基于法律而非行政仁慈（executive benevolence）行为。现在断言行政部门正在发出信号，表明在罪犯处境相同的死刑案件中，实质性平等（可简单理解为实现相同结果，而不仅仅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对待）是必要的，还为时过早。
公众普遍相信，新加坡的死刑制度，包括强制性和酌情性要素，对罪犯具有必要的威慑作用，并有足够的保障措施。尽管如此，官方必须持续证明死刑制度运作良好，拥有充分而健全的保障措施，并符合社会价值观和规范。
归根结底，新加坡的刑事司法管理绝不能忽视生命的价值和神圣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陈义睿的案件显示，为维持死刑使用的合法性，需要政府整体的努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都充分认识到各自的宪法职责，并渴望依法、依政策、依程序行事。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前国会官委议员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