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刚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之时，中国的工业体系虽然庞大，但很脆弱，可以被卡脖子制裁的生产环节比比皆是。几年时间过去，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中国在晶片制造、人工智能、网络通讯等领域，实现翻天覆地的技术升级，军事水平更是突飞猛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也大幅提升，甚至还成功打造出像稀土这样可以拿捏全球的反制裁手段。
客观而言，如果不是贸易战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倒逼，中国的产业水平也许不会进步得这么快，甚至还可能继续沉浸在当年那种“全面超越”的自我陶醉之中。由此看来，外部制裁也可以成为敲响警钟、催人奋进的因素。
如果是一个小国或者产业结构极其单一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制裁足以摧毁工业体系，但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国内市场可以在任何细分产业领域形成有效需求。华为在被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抵制之后，生产创新能力不降反升，正是国内市场发力支持的结果。同时，中国拥有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保证生产制造各个环节能够永续不断，外部制裁无论力度如何，最多消减效率，无法中断运行。中国的体制能集合全国之力，针对性破解一时一地之困，这种体制在应对外部制裁时效果很明显。
当然，中国政府在经历第一次贸易战之后，反思自检，重新审视本土产业的实际水平和定位，及时调整产业政策，以卧薪尝胆之志努力补齐短板，发力猛追。这种治理能力也弥足珍贵。
所以，当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公司时，中国从政府到市场都显得有些慌恐，但随着美国制裁名目增多，乃至泛滥，上上下下都已见惯不惊。时至今日，许多外部制裁更像是在指点中国工业体系中的不足之处，同时为改进这些不足提供现实而充分的压力，经济制裁最初的遏止功能反而日见减弱。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类辩证转换的认知方法，在西方社会或许并不主流，但在中国社会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国民经济行将崩溃之际，被迫而为之的国策调整。
事实上，中国的农业社会周期持续3000年之久，因循守久、短于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十分突出，实现社会转型绝非易事。到了近现代，也更习惯于“师夷长技”的惯性思维，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时段，都是先行引进外资和西方管理方式，倒逼之下，才能推动内部改革，而且改革决心随时可能在歌功颂德中消散。在技术创新领域也主要是仿制和跟随，高端工业品主要依赖进口，即使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之后，还一度连圆珠笔芯都造不出来。但这并非因为中国科研人员或产业工人缺乏智慧，更多是因为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相对固化，加上内部体制因素所致。外部制裁正是逼使中国政府和企业直面现实，下决心破解体制束缚、激发内在动力、加快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这种效应在长期受到封锁的军工和航天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
当下之即，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加经济制裁，已经很难达到预期，即使在美国依然明显领先的高端晶片等领域，如果中国企业依然无法从国际市场得到充分供给，迎头赶上也是三两年内可期之事。针对中国的制裁，除了让美国背弃自己创立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之外，就剩拱手让出市场了，对于欧洲诸国更是如此。但相信来自美欧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不会减少，即使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甚至适得其反，但仅仅作为政治博弈和价值叙事的一部分，也须要坚持下去。
相较于工业和贸易领域的制裁，诸如将某个国家剔出美元体系，或者中断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服务之类的金融制裁威力更大，俄罗斯的金融体系目前正受困于此。但对中国，这仍是一个另当别论的话题。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美元霸权已经招致的普遍不满，如果中国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必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且极可能对美国自身的金融体系形成巨大反噬，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构成致命打击。中国在金融制裁之下，将别无选择地放开外汇市场管制，抛开一切顾虑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全力推动国际金融市场重组。所以，美国如果对中国发起俄罗斯那样的金融制裁，是福是祸，同样是未知数。
美国是全球经济掌控能力最强的国家，单方或联合多方围堵孤立某国某地最有力度，实施的制裁最为有效。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也可视作一种经济制裁，尤其还独创所谓的“二级关税”，即对于那些不执行美国制裁号令的国家追加关税，以示惩罚。将原本用于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税手段，用到解决地缘政治问题之上，不失为一种创新，经济制裁由此又多了关税这个新手段。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大国之间刀枪相见的代价越发不可承受，而在目睹乌克兰的惨状之后，相信代理人战争也终将遭唾弃。未来，经济制裁这一具有打击效果，但又相对可控的手段，或将成为更多国家处理极端国际冲突时的选项。在国家间交互实施经济制裁的时代，全球经济体系将更加碎片化，如果大国和富国不屑妥协，不愿让利，不能达成更加公平的新秩序，则酝酿更大危机的速度不是放缓，而是加快了。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退休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