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网红政治与网红治国，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关于外行与内行的基本常识大受鄙夷。人们不会让一个缺乏资历与认证的外行，来给自己动手术或者开汽车；可是自诩外行业余的网红乃至神汉巫婆般的草台戏子，都要执政治国、统领军警，理直气壮还很得支持。
如果读者觉得本文标题错讹可笑，笔者完全理解。的确，近几十年来，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通讯技术（ICT）日新月异、效用非凡。除了几个国家如朝鲜外，人们可以便捷有效地查找资料，实时而无穷地获取信息，还可以随意发声，图文并茂，轻易获得远近的知音朋友圈。无数的自媒体，将精英主导的传统媒体打得晕头转向乃至溃不成军。人们千万年积累内化而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都饱受冲击，大家的知识来源骤然间极大化，无比方便，何来信息贫困之说？
两年多前，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开创性的ChatGPT掌门人山姆·奥尔特曼，很诚恳也很简洁地认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AI）都不过是新工具而已，既非人类，也不会改变人性；既可以造福巨大，也可能为害不小。笔者深以为然。超级创业网红马斯克，在纵身跳进政治泥沼，乱蹚浑水之前，曾经很睿智地谈过AI与生物科技作为新工具，对人类的巨大益处与可能的祸害；他并不认可个体永生的犀利看法，令人印象尤为深刻。
从工作到生活、从娱乐到家务，网络带来的便利早已不可或缺。不过，与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与新工具一样，互联网并不尽如人意，遑论解决一切问题或者终结人类文明。各种正面负面的效果虽因人因事不同，也因时因地而异，但都是明显而巨大的。其实，从用火、枪炮、蒸汽机、电力电话到汽车飞机、广播电视、基因工程，每一种新技术的功用和后果，莫不如此。新工具的功过大小，不在工具本身，而完全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数码技术与互联网以及AI，自然也不例外。
就互联网对普选制民主政治的影响而言，笔者议论过的所谓网红领袖（influencer leader），不过是创新不断的美国的一个悠久常态新版本，即通过领先驾驭最新的信息制造与传播系统，而获得选票民意和影响力。当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善用广播收音机推进新政，连任四届总统。里根总统更被誉为是精通电视公关术的大众交流大师。如今两度执政的特朗普总统，则可谓互联网时代的网红政治领袖之翘楚。
大有不同的是，网络媒体与广播电视相比，实时、易用还早已“免费”地覆盖全球。其必备的营运规范与权利保障却严重滞后，缺失太多；缺少反垄断与法律问责的约束与调控，基于成本效益的筛选过滤与自我控制，也是薄弱不堪。好似一个肌肉发达、力大无穷、荷尔蒙爆棚却心智未熟、难于自律的少年；又如大路上满是高速跑车，却缺乏交通规则、保险营救与监管追责。
看似自由却是碎片信息
极为自由的互联网，于是带来一个很必然的两极效果。一方面，它系统性地鼓励人们去提供和传播知识，更嘉奖各种创新尤其是雷人唬人的表演言行；给有心有能力也有时间的人们，带来无穷无尽还廉价易得的信息通讯和各种机会，造福无量。但另一方面，忙于生计的普罗大众，很自然地难以具备驾驭和善用互联网的自主能力，他们得到的，大多是一个怪异的信息贫困化陷阱，祸害不浅。民众在反复精准迎合投喂所构成的各自的信息茧房里浸淫沉浮、自娱自乐，日夜饱餐垃圾食品——即看似自由无限、丰富新奇但实际上是惊人地单一而贫乏的碎片信息。网红虚假浮夸但名利双收，网暴匿名狠毒还难以追责，狂人妄人与愚人暴民互为因果又相得益彰。在全球化实时信息的狂轰滥炸之下，似乎遍地都是陷人于坐井观天的深深弹坑，即固化了的信息茧房。
在各个信息茧房之外，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甚至谎言，通过免责而廉价的无休止漫灌大行其道，斩钉截铁地劣币驱逐良币，远比书报广播电视更为有效地影响乃至扭曲大众——他们因为信息过载、娱乐至死而早已疲惫不堪、无暇思考。基于冷静理性、逻辑核实与真知常识之上的聪明智慧，也就成了牺牲品。在普选制度下，陷入信息贫困化还常受愚弄与欺骗的百姓，很自然地就用他们的平等选票，促成网红政治，拥戴网红领袖。
这种互联网时代奇特的信息贫困化与愚民化，有点类似于中国四川作家冉云飞笔下“比傻帝国”里人们的言行——在那威权统治的一言堂里，人们不得不比赛，看谁显得更蠢更傻。民主自由的互联网，居然也造成显然不民主不自由的比傻言行，后果是既重要又诡异。
兹事体大，当然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清的。笔者不揣冒昧，继续再抛砖引玉几句。
与传统媒体时代善于操用大众传媒而成为红人的政治领袖不同，网红政治领袖因为互联网特有的奖惩机制，更倾向表演式的网红治国，将竞选与执政混为一谈，习惯性地继续模糊常识事实与宣传做秀的区别。不间断的戏剧性惊悚言行，从竞选时的必要，变成执政时的必须，博眼球成了最大的治国要务。于是，普选民主周期性的交权更新时，党派表演的喧嚣折腾，冲击乃至取代日常治国所必要的无党派循规蹈矩与理性务实。
互联网时代的网红政治与网红治国，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关于外行与内行的基本常识大受鄙夷。人们不会让一个缺乏资历与认证的外行，来给自己动手术或者开汽车；可是自诩外行业余的网红乃至神汉巫婆般的草台戏子，都要执政治国、统领军警，理直气壮还很得支持。攸关全民、波及世界的国家公权力，很奇怪地似乎还不如司机或者牙医来得重要。
各种领袖性、管理性的工作，素来都是术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人气网红、富商大款与英明领袖之间，其实完全不存在任何天然等号。在网红政治里，创业赚钱就等于治国高手之类的陈旧迷思，大为弥漫。人们有意无意甚至故意恶意地漠视企业与政府是根本不同的组织，负有不同使命，忘记了经商盈利式治国和政府官营经济一样，都是极为低劣还灾难频仍的。又如，其实比较清廉创新，带领人民领先各国已逾百年的美国政府，遭垄断寡头与各种狂人憎恨，是很自然的，因为可以制衡他们的贪婪与妄为的有效力量再无其他；许多普通百姓视提供各种服务的政府为冗余浪费乃至仇雠罪孽，欢呼明君式的杀伐决断而毁弃官僚的循规法治，只是展示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威权偏好，与信息贫困化造成的虚假意识结合后，所带来的令人惊叹的丧失自我乃至自害自戕。
一个新颖伟大的利器，必须要有一套能与之合适配套的使用规范，才能造福大于祸害。领先世界的美式互联网，早就应该也完全可以率先垂范，真正健全营运与使用规则。应该像消灭贫穷和文盲一样，去努力消灭信息贫困。在这方面，美国现有的治国武库，其实已经足敷使用；欧盟近年来尝试的一些网络政策，就十分值得借鉴。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