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基本层面，图书馆须从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建立书目。管理上，也须确保书籍的数量适中，过程中有取有舍在所难免。在走到回收这一步前，得尽可能为书本找到新主人。
如果说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弃书事件后的道歉，是挽回学生和公众信心的关键，那国大显然没有好好把握。校方把这个机会，用在委婉地转达“不知道有学生要这些书”，把这次弃书定义为“运作上的失误”。
校方苦心解释，常规作业是把多余的书本送到其他图书馆，或赠送给师生，无人领取的就送去回收。这次的失误，在于没有及早发现学生领取书本的意愿。对于校方的道歉和解释，学生不买账，说明还有一些未得到缓解的痛点。
弃书事件上是校方理亏，但亏的还不完全在于把书本送去回收的做法。大家对事件的第一反应，批评此举浪费资源、缺乏学术机构和读书人对书本应有的尊重，虽足以让人愤慨，却也没有随着回收计划喊停而平息众怒。
引起哗然的，既可能是因为丢弃的书本保存状态相当完好，可能是弃书的数目之多，也可能是把书本视如草芥堆放在地上的举动，抑或是这些因素的叠加。图书馆其他时候处理无人认领的多余书本时，是否也有相同的规模和作业方式，我们不得而知。这次之所以东窗事发，是因为回收公司把一袋袋书本装载上车的过程，恰巧被学生撞见。只不知这物流把关上的不严谨，是否也构成校方所说的“运作上的失误”。
最让校方无法开脱，也让学生最抱不平的，是校方关于没有事先了解到学生领取书本意愿的说法。且不论学生事发前几天才刚发起一轮赠书活动，既然馆方的常规作业，包括在回收前先把书本赠送给师生，那么唯独这次接触工作“不够广泛”，不免让人揣测，这次没有更好地了解师生潜在的领取意愿，在多大程度上是馆方下意识的决定。
运作上的失误，还不只停留在有没有广发通知，为书本寻觅新主人的决定。对于一开始传出馆方选择回收，是基于书本贴有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记的安全考量。虽然馆方后来澄清，这不构成限制书本再使用的原因，却也凸显内部沟通有待加强。诚然，这个说法是经过学生与图书馆管理员交谈后的转述，但引述得出RFID这样的技术性原因，不太可能是无中生有，更可能是来自具备一定可信度的来源。提出这点，并非要讨论这个说法的真伪，而是为了说明在场人员对作业程序的知情程度，对于事态发展是双刃剑，解释得清楚有助化解公关危机，但在这次事件中，这个说法无疑让学生对馆方更加不满。
一阵骂声后，我们还是得回到图书馆作为藏书库最核心的使命，即人类智慧结晶的保留和传承。在最基本层面，图书馆须从学术价值、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建立书目。管理上，也须确保书籍的数量适中，过程中有取有舍在所难免。在走到回收这一步前，得尽可能为书本找到新主人。
物之贵贱因人而异，也因时因地而异。人对书本价值的主观定义，取决于书中的知识是不是自己所追求和探索的，也取决于书籍本身是否稀缺。其次，装在塑料袋里、杂乱堆放在地上、准备送往回收的500本书，对求知若渴的学生有如黄金般珍贵。但如今报出馆方未送往回收的书还有8500本，并会举行两轮赠书会。只换了个场景，同一本书的地位又会不同，取决于来者抱的是求书还是取书的心态。
无论求书或取书，能为多出的书本赋予新生，总是有意义的，不得已回收的书本能少一本是一本。赠书会后，难免仍会有剩余的书本，馆方届时也得就它们的去留做决定。唯愿校方能以行动挽回学生和公众的信心，各方也能积极和以具建设意义的方式，看待最后的安排。
（作者是《联合早报》雅加达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