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策研究所8月20日发表题为《新加坡人的宗教身份认同与习俗》的工作论文指出，虽然逾八成受访者觉得，身为“新加坡人”是构成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但对有宗教信仰者而言，超过七成觉得宗教在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这个比率也呈上升趋势。这反映宗教信仰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意义，也让人反思世俗主义原则。
对世俗主义基本的理解是政教分离，即宗教价值不能成为制定公共政策与立法的标准。新加坡奉行的政教分离原则，更多是出于多元社会的现实考量，保障所有宗教的基本自由，避免任何宗教的价值观凌驾于其他信仰之上。这跟一般人所理解的世俗主义，又有微妙的区别。
因为新加坡社会的宗教意识其实还是很强的。根据2020年的人口数据，与10年前相比，尽管自称没有宗教信仰的新加坡人增加三个百分点至20%，且在所有年龄层都有所提高，还是有高达八成的国人具有宗教信仰。这样的数据表明，用世俗主义来形容新加坡，并不完全准确。
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因为这是决定立法的依据，规范所有成员言行的根本条件。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质，让这一课题变得复杂。但由于英国人统治上百年的历史，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法也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最终成为至今所有新加坡居民遵守的最大公约数，维系社会的基本稳定和谐。堕胎和死刑无疑是最突出的两个例子，虽然几乎所有宗教都反对杀生，但政教分离原则使得两者在新加坡都是合法的。
当然，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并不能作为界定社会世俗化程度的单一因素，就如英格兰教会是英国国教，1534年通过的《最高权威法》确立英国国王作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的地位，坎特伯雷教区大主教是具体领导人等延续至今的历史制度，并无法防止英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英格兰教会号称有2600万信众，但每周固定上教堂礼拜的不足200万人。
之所以说新加坡并非真正的世俗社会，除了人口结构的证据外，社会民风对所有宗教都高度尊重，则是另一证明。在当下的英国，人们可以嘲讽基督教，但批评回教却会被警察调查问话。英国官方以避免恐回症、种族歧视为由，在司法上对回教徒网开一面，反向歧视本土白人，所引发的不满已经逼近临界点。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宗教是文化智慧的结晶，宗教的产生来自人类心灵对超自然的好奇和探索，追求诸如“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为何”等大哉问的答案。这种心理需求与生俱来，所以当欧洲启蒙运动开始挑战基督教的政治权威，逐渐在祛魅的历史进程中边缘化宗教的社会角色，所造成的心灵真空，类宗教甚至邪教因此有了发展空间。
因此，在宗教影响力式微的社会，一些人为了填补心灵空虚，会以救世主乃至上帝自居，要在人间创设天堂。这种不可一世的狂妄，必然带来为实现乌托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悲惨后果。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验，就是血淋淋的教训，数千万人因为这一虚幻的理想国被杀戮牺牲。进入21世纪，对理想国的追求仍然炽热，只是如今把指鹿为马的戏码，从消灭贫富差距变成要消灭性别，同样高喊仁慈包容的口号，高举平等正义的大旗，却放任变性者参加女性体育赛事、使用女性专属空间，甚至蛊惑孩童自残变性，摧毁下一代的未来。
作为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宗教信仰确保文化智慧的传承，也体现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人性观——人有神性的一面，也有兽性的一面，天生如此，能感化但无法消除。这种实在平衡的人性观一方面让人保持谦卑，知道兽性无法消除，而避免犯上一些无神论者要在人间实现天堂的无知；另一方面也因为对通往天堂的向往而谨守分寸，同时对未来保持审慎的乐观——尽管今世充满苦难和挑战，人性中的善让生命充满无限潜能而值得珍惜，文明的基业因此得以世代延续。
在理论上，不信宗教的世俗主义者倾向于只相信有形的物质世界，生命对他们来说仅是生物的物理存在，没有来世或天堂。虽然世俗主义也带来社会理念的进步，如尊重人权、破除迷信，但缺乏超越性的价值体系，难免容易陷入悲观甚至对存在的虚无感与绝望。在实践上，这种悲观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就在于生育率的崩塌。由于生命的短暂和无常，培育新生命因而未必就是天经地义的行为。总和生育率在2.1以上的国家，多集中在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洲，个中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一个关键因素，可能就在于这些社会还没有彻底世俗化。
新加坡社会的世俗化证据，或许就在于生育率连年下跌，如今已经跌破1。如何解释八成人口保有宗教信仰，但对于未来却表现出相当悲观的态度，恐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一矛盾现象，应该也是具新加坡特色的世俗主义吧。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