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越:突围不顺的右转 高歌猛进的外交
——斯塔默政府执政一年解析

英国工党赢得大选已满一年。此时,首相斯塔默所领导的政府正面临一场复杂考验:国内改革步履维艰,而外交舞台却热情高涨,“改革困境”与“外交跃升”同时上演,为战后以来最不确定的全球秩序增添复杂变量。

斯塔默政府在改革党快速崛起的政治压力下,一度试图推行“中间偏右”的财政与移民政策,以回应中右翼选民的诉求,削弱改革党的动员势头。然而现实残酷:政策虽方向清晰,却难有实质进展,改革意图右转但停滞不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福利改革遭遇党内“叛乱”

核心改革之一是对残疾福利制度进行整顿,鼓励领取残障保障的健康者重返工作岗位。政府计划通过限制个人独立生活津贴(Personal Independence Payments,PIP)与统一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健康补贴资格,从制度上节省未来的福利支出,目标为到2030年节省约50亿英镑(约85亿新元)。

但这一提案引发党内强烈反对,超过120名工党议员联署反对,使斯塔默不得不重新折中。政府最终将新标准改为仅适用于2026年11月后的新申请者,现有领受者继续保留原资格,节省幅度预计削减至约20亿英镑。这是他上任一年中遭遇的最大规模党内“叛乱”,对权威正当性构成重大冲击。

二、巴勒斯坦立场与党内左翼张力

加沙冲突持续激化之际,斯塔默政府对以色列采取克制批评的外交立场,激怒党的左翼核心选区。工党基层组织以及年轻议员公开要求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地位。7月大会上通过的动议最终未获执行,进一步加剧“道义脱节”的内部分裂,多名左翼国会议员直接批评政府“背离价值”。

三、小船偷渡问题无法突破

工党反对保守党的卢旺达遣返计划,却未能提出有效替代方案。英吉利海峡偷渡情势持续恶化,改革党媒体不断批评工党软弱,民调显示该议题对中产与沿海选区的支持造成直接挤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苏格兰期间,公开建议斯塔默“通过严控移民和减税赢得选票”,足见这一议题对工党的战略影响力。

整体上,斯塔默试图塑造“现代版布莱尔式中间派”的愿景,但面临左翼道德压力与右翼批判的双重夹击,改革政策几乎处于两头不讨好的状态。

高歌猛进的外交重塑

与内政改革的停滞不同,斯塔默政府的外交进击颇具历史性,成为较为稳定的政绩亮点之一,尤其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北约再协调的背景下,英国日益默认并强烈追求“美欧桥梁”和“西方第二强国”的定位。具体表现在几方面。

一、特朗普私人访问:非正式外交的信任浮现

今年7月,在重返白宫后的首次欧洲之行中,特朗普以私人身份访问苏格兰五天。过程中他在旗下的高尔夫球场与斯塔默进行长时间私人会谈,双方讨论贸易协定、乌克兰冲突、加沙人道危机等议题。

此次虽非国事访问,但唐宁街随即宣布将在9月安排正式国事访问,并强调“重启英美双边贸易机制”。媒体广泛称赞此次互动为“斯塔默与特朗普关系继续走向私人信任”,成为当前英美特殊关系“以领导人私人关系取代共同价值观为基石”的转型象征。

二、与欧洲核心国家关系回温

与此同时,斯塔默政府在欧洲大陆积极重建协同机制。7月,英国与法国签署《诺斯伍德宣言》,就核威慑与防务协调达成共识;接着与德国达成《肯辛顿条约》,覆盖乌克兰援助、能源转型和移民管理等议题。此举标志着英国正在成为欧盟外围但存在合作意愿的重要战略伙伴。

法德领导人也公开欢迎英国参与欧洲安全与绿色转型合作,这凸显英国在“脱欧孤岛”后,再度构建重要协作角色的努力。

三、媒体与公众反应

美欧媒体普遍认为,斯塔默正借特朗普2.0的亲密关系与欧洲协作策略,重新让英国在国际舞台发声。英国外交模式由疏离转向融通,在当前多极冲突环境中显现战略前瞻性。

然而,也有批评指出,特朗普私访苏格兰并举办新高尔夫球场开幕仪式,是商业宣传与国家外交混合运作的一部分,引发利益冲突与道德舆论担忧,可能波及斯塔默。

“稳定执政”下的政策困境

虽然在外交场域得分,但斯塔默在国内改革上的失败正逐渐成为悬而未决的隐患。党内机制使他短期内难遭罢免,但长期合法性与选民信任正被消磨着。

工党党魁权力根基在基层党员,党内替换多依赖领导人自愿辞职与内选制度。不像保守党有1922委员会可触发紧急信任投票,斯塔默短期内不会被迅速替代,但这并不等同于“路线无障碍”:福利改革失败、难民问题失控、价值立场被批软弱,都可能成为选民支持度持续下滑的根源。

未来三年,若改革政策仍无法落实,则外交上的“高歌猛进”也难以真正转化为公众信任与选票支持。他必须设法将外交红利反哺国内,才能完成从“战术型首相”到“战略型领导者”的演化。

2025年的英国,呈现出鲜明的非对称政治风貌——内政改革步履蹒跚,外交扩张步伐迅猛。斯塔默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承压中找到突破口。改革党的崛起让他试图以右翼论述回应选民,但改革在党内受阻难以推行;而与美欧协作的外交突破,又使他施政形象得到提振。

这构成一个关键矛盾:没有治理能力支撑的外交高光,终将难以维持政权长久合法性。斯塔默能否在未来两年实现内政改革的突破,将决定他是不是英国本世纪真正意义上的关键领袖。

作者是定居英国的双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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