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凭借出口导向型经济、快速工业化和教育普及，成为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典范。这四个经济体虽同为东亚奇迹的代表，但由于体制、地缘、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差异，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新加坡建国之初，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既无腹地也缺乏资源，但凭借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务实的治国理念，不仅迅速完成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还构建高效运转的治理体系。在宏观经济管理、社会稳定和国际定位三个层面，持续领先其他三小龙。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来看，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波动较小，人均收入持续上升。尽管疫情期间有所受挫，但迅速恢复，并重新跻身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行列。其次，新加坡社会秩序高度稳定，政府廉洁度和行政效率常年位居全球前列，体现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有序竞争与持续治理的优势。第三，在国际定位方面，新加坡长期奉行务实的外交策略，巧妙平衡中美关系、亚细安事务与全球治理，成功塑造东西枢纽和规则仲裁者的战略角色。
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经济运行逻辑发生变化。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的签署和个人游政策的开放，使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动逐渐加深，特别是在金融、航运和服务业等方面形成互补。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大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进一步将香港纳入发展大局，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恒生指数、资本市场吸引力和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等核心机制依然稳定，确保它在亚洲金融生态中的地位。
从产业层面来看，韩国和台湾均拥有令人瞩目的科技制造能力——韩国以三星和LG为代表，台湾则有台积电和鸿海等世界级供应链企业。然而，两者的发展路径却面临制度性的挑战。
韩国经济依赖财阀体系，尽管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但也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阻碍，导致青年就业难、社会阶层固化。尽管政治体制是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政党恶斗、总统任期问题和频繁的社会运动，使得政策频繁变更，国家治理成本高昂。此外，韩美同盟和中韩经济绑定之间的矛盾，也使韩国陷入战略焦虑。
相比之下，台湾的问题更加复杂。政党争斗激烈，导致科技优势难以转化为制度性红利。许多政策不仅无法聚焦民生和经济，反而成为政治工具。再加上人口老化、产业空洞化趋势明显，年轻人面临低薪高房价的压力，影响发展动能。
综合来看，若从经济稳定性、社会治理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制度韧性四个维度重新评价亚洲四小龙，新加坡无疑居首。香港依托大陆，具备制度延续和市场活力，在当前形势下位居第二；韩国因产业强劲但治理波动居第三；而台湾虽然科技突出，但受制于政治内耗，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
事实上，新加坡成功的核心不仅在于政策选择正确，更在于执行力和坚持力。这是一个将理性、纪律、前瞻思维与社会协作推向极致的城市国家。在全球政经动荡、社会分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加坡的稳定发展愈发显得珍贵。
在过去60年里，新加坡并非没有经历危机，每一次挑战都是对承受能力的考验。但政府始终以法治为本、以民生为先，不断优化治理架构、拓展全球空间，展现出卓越的政策适应能力和国家弹性。
“亚洲四小龙”这一称谓源于以往的高速发展奇迹，如今的新加坡早已超越单纯的奇迹，成为现代治理的典范。经过60年的发展，它证明小国不必因规模受限，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进行长远规划、坚持务实作风并形成共识。
如果说奇迹是时代与努力偶然交汇的结果，典范则是制度与精神长久积累的体现。展望未来，亚洲将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的洗牌，新加坡在这场变革中，已经悄然稳居龙头地位，准备迎接下一个60年的挑战。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