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独特性，正因它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多元共存、协商与制度构筑中，不断塑形的现代国家——这样的理念，对于一个长年操弄族群情绪的老政客而言，恐怕始终难以真正领会。
本应聚焦治理能力与政策愿景的新加坡全国大选，一度被身份政治的暗流所搅动。然而，就在投票前数日，马哈迪突然于社交媒体上重提“马来土地归属”的旧论。尽管此言论毫无法律效力，但出自一位曾两度主政的政治老将之口，且刻意选在新加坡选举期间发声，时机之巧妙，令人玩味。
马哈迪所谓的“马来土地”，从吉拉岭半岛（Segenting Kra）延伸至廖内群岛（Pulau Riau），涵盖泰南四府、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诸多岛屿，皆被视为“失土”。他声称“马来人自古以来拥有整个马来半岛”，并将这些地区描绘为“被外族夺走的马来领域”。其语调哀切，措辞煽动，直指马来人的土地“被出卖”，最终将“流落森林边缘”；当中的一句“马来族将新加坡让给中国移民”，尤为刺耳。
这种从“自古以来”出发的历史叙述，其实反映一种以单一族群为中心的领土想像，仿佛历史应当疆界清晰，由马来族群世代掌控，当前多元族群共存的现实，则被视为历史偏差。
这种论述忽略东南亚的复杂历史结构：马来世界自始便是一个多族群、多语言与多权力中心交织而成的动态空间。新加坡自19世纪即为英国殖民地，20世纪后更发展为区域移民与贸易枢纽，国族建构并非缘于单一族群“失地”的结果，而是在殖民历史、族群协商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多重交错中产生。刻意将这一历程简化为一场“祖地被夺”的剧码，不仅错置历史脉络，也掩盖复杂的多元成因。
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哈迪此番言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马国部分马来族群的焦虑：在城市中被边缘化，教育资源失衡，阶级流动受限，族群主体性也面临危机。然而，这份焦虑不应被转化为排外情绪，而应引导向政策与制度层面的反思。
但对熟悉马哈迪者而言，他这类历史叙述更像是一种稻草人式的谬论：将当前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外族入侵”的历史仇恨，以淡化政策失误与自身责任。他指控外族移民“夺走”新加坡，却不提自己执政期间与华人商界密切合作，甚至仰赖非马来族群以维持政经平衡；他批评土地被出卖，却避谈土地寡头化与财团垄断，正是在他主政时期加剧的。如今只提“自古以来”，却始终未指出具体的改革路径，反只留下“民族受辱”的空泛哀鸣。
若将这些言论置于此次新加坡选举的脉络中，更能看出当中的政治算计。他重新挑起历史争议，刻意将新加坡华人标签为“外来者”，借此加强以族群与宗教为中心的身份政治论述，试图将新加坡的现代化成就，说成是马来民族的历史损失。这种说法借由模糊历史与现实的界线，将国族荣辱，简化为族群对抗的零和游戏，不但忽视新加坡建国的历史纵深，也抹煞各族群对国家建设的共同努力。这是借历史之名行分化之实的话术，挑动的正是多元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出现的时机显然别有企图。
这个马国版的“自古以来”，表面诉求民族命运，实则把历史简化为领土与血缘之争，漠视现代公民在制度中参与的能动性。
历史从不属于任何单一族群，国家亦不应沦为静态的血统叙事，而应建立在公民共同承担未来的制度契约之上。新加坡的独特性，正因它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在多元共存、协商与制度构筑中，不断塑形的现代国家——这样的理念，对于一个长年操弄族群情绪的老政客而言，恐怕始终难以真正领会。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