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越来越多评论者提出，海凡可能是马共文学的一把手，甚至是马共队伍中硕果仅存的有工具和能力挖掘的人（黎紫书语），这是相当高的称誉，也是更大的期许。海凡以更为高超的写作手法来强调文学性。我始终以为，通过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來反思马共岁月，比起回忆录等历史文献更加有感染力和震撼力，也让我们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无须经历饥饿的和平岁月。
1976年，我才刚三岁，他已经走入了山林，然后一待就是13年。近50年后，他告诉我回忆起当年的山林生涯，最刻骨铭心的竟是一个饥饿。
是的，他是海凡，当年才23岁就从岛国新加坡出发，投身马来半岛山林。当时中南半岛已经赤化，左翼思潮汹涌澎湃，骨牌效应说不绝于耳。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他毅然决然选择投入雨林的反抗之路，加入马共领导的游击战争长达13年。最吊诡的是，从新岛出逃偷渡至吉隆坡的当日，却是恰逢毛泽东逝世的号外刊发那天。这一关键的历史转折与他命运最重大的决定猝然迎个正面，完全揭示历史的嘲讽与戏剧化。
那天我在英文书店书吧Book Bar与已然进入古稀之年的海凡对谈，谈他的入山出山（他更喜欢称为出入雨林）以及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可口的饥饿》英译本Delicious Hunger（程异中译英，获英国笔会翻译奖、入围夏白芳翻译文学奖），仿佛跟随他踏上一条匪夷所思的出世旅程。其中最令满室观众无法想象的，是旅程中无远弗届的饥饿状态——而且还不止于一种饥饿，而是两种：半饥饿与全饥饿。
所谓“半饥饿”，是一种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一种永不满足的感受。作为前马共游击队员，海凡描述在20世纪70至80年代雨林隐匿期间主要以木薯为主食。与其他丛林游击队员的生活相似，他超过90%的时间是处于半饥饿状态，主要依赖木薯和未熟的香蕉填饱肚子，严重缺乏蛋白质。每年仅有一次在春节时能够吃到米饭，而且只是毫无配料的白米饭，就已经“香得不得了，因为饥饿”。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们通常食用的是10年前同志埋下的米，而不是得到的新米，原因是为了确保在未来被围困和断粮时，仍能有埋藏的米让他们继续战斗。果然，当他们后来走出山林，留在山林地下的米竟然还可以维持10年的战斗。听罢，我一直还在心里嘀咕着那些至今仍深埋山间、他们当年宁愿挨饿也舍不得吃的珍贵米粮。
那“全饥饿”又是一种怎样的极端状态呢？可以说就是“完全饥饿”，而人就进入近乎神智错乱的边缘。海凡描述曾背负五六十公斤的补给下山，长途跋涉为另一支部队运送物资近一个月，通常在10天左右粮食便会耗尽，进入全饥饿状态。此时，饥饿反而吞噬他自身，同行者除了无法克制地不断讨论美食（例如不断炫耀曾经吃过的最好的炒粿条），周围每一株植物甚至每一个人都转化为可能的食物。思维在缺乏逻辑的情况下已无法对何物可安全食用、何物可能致命进行理性化解析，甚至想方设法自我说服有毒的都是可食的，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自问“能不能吃”，直到说服自己“那可以吃” ——此时除了填补饥饿此一原始需求外，别无他顾。因此，部分队友因误食毒蘑菇或植物等而中毒身亡。
无法想象的饥饿感受
我一直以为，饥饿可以是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三种状态——生理的饥饿当然指的是腹中的空虚，想望的是具体的食物；心理的饥饿则是内心对情意情绪方面的迫切期盼，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包括第二到第四层的“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而精神上的饥饿就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层面的渴望，也是马斯洛第五到第七层的“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呢？是相辅相成，此消彼长，还是循序渐进呢？更具体地说，山林里挣扎求存的游击队员，或许都可能同时经历三种难熬的饥饿——包括生理上的半饥饿与全饥饿，心理上对生命安危的惶恐与不被外界社会所接受的愤恨，以及精神上对理想和主义无法实现的怨懑。那究竟是哪种饥饿最为难受？是否在切身的果腹欲望面前，其他两种饥饿都只能靠边站？三者叠加以后的饥饿，恐怕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铺天盖地的空虚吧？
那天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小书吧里头，听众里除了一两位前马共队员，大概无人能想象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感受。或许大部分听众只是饥渴地猎奇，希望得知更多有关雨林游击队的生存方式，例如如何储藏米糖（利用涂满麻树树脂的铁桶埋入地下）、如何处理队伍的伙食（也有野地的中央厨房）、如何辨识植物的毒性（野生植物的叶子和果实若是酸的，基本无毒可食，而甜、苦、涩的要特别谨慎，除非有流传下来的经验说可食，否则不可妄动）。
阅读海凡荣获《亚洲周刊》十大小说殊荣的小说集《可口的饥饿》，经常让我惊异不已，更心情澎湃激荡地看到饥饿的具象化和抽象化。随即而来的是一连串更多的疑问，例如海凡到底在雨林里如何写作？雨林之中和之前的书写内容与风格有什么不同？饥饿怎么可能可口？他是如何获取、运输和储存粮食的？经过30余年，再重新回忆、书写、出版并公开讨论自己在雨林的日子，他心底真正的感受如何——是缅怀、埋葬还是庆幸有过刻骨铭心的一段岁月？经历13年磨难，他如今如何看待生与死，以及极端的艰辛和饥饿？甚至，他未来的书写除了披露／重述雨林游击队生涯，还可以是什么样貌？
这些问题在对谈会上有些有了解答，有些还在酝酿、思索。我们看到爆满的中英巫印各种源流的听众，听海凡以华语娓娓道来（是的，华语正是当年雨林里的“官方语言”，所以还是要尽量回归原汁原味），看投影的即时人工中英翻译，还有读者写了满满两页的读后感，更有也曾走入雨林的战友前来支持。海凡活灵活现的笔下书写和口头阐述，都令我们穿越时空、进入充满未知的雨林，感受饥饿的文字，再归来时竟似有人间已百年之慨！
复刻雨林中的田野印记
目前，有越来越多读者和评论者提出，海凡可能是马共文学的一把手，甚至是马共队伍中硕果仅存的有工具和能力挖掘的人（黎紫书语），这是相当高的称誉，也是更大的期许。过去的阅读印象告诉我们，马共的文学创作较多是以冷酷、血腥甚至僵硬的历史记录或个人回忆录为主，具有文学深度和书写高度的作品屈指可数。在海凡之前有同样出身马共的作家贺巾（林金泉），但作品多集中于历史小说。其他以马共为背景的写作，甚至可说大多是历史大于小说，或显得表面与浅薄。还有好些没有山林经验的作家，期望以访谈和想象来创作马共背景的作品，却只能凸显身为局外人的隔靴搔痒、缺少灵魂。
海凡则是以更为高超的写作手法来强调文学性，以细腻的笔触、生动描绘森林中剑拔弩张却又极其压抑的生活，包括理想、友情、亲情、爱情，甚至性生活，让读者仿佛进入山林鲜为人知的故事之中。例如《可口的饥饿》其中一篇短篇小说《猎物》，表面写游击队好不容易猎得的三种猎物：黄麂、黑熊和鼠鹿，但每一样猎物实为借物喻人，指涉故事主人翁难以启齿的情景，如狗熊母为了寻觅熊仔回头，结果被游击队员击毙，正当大伙因为可以分得美味熊掌欢天喜地之时，唯独女兵忆起和亡夫所诞下的孩子，因无法在战斗环境育婴而被迫送出农村给群众抚养。如此委婉却又深刻的手法，更是令人玩味不已。同時，海凡还涉猎散文和小说两种文体，堪称填补马共文学创作的空白，让马共书写更加富有情感、人性和多种的可能，不再仅仅是时代悲剧与游击杀戮的代名词。小说集的附录《游击风物》还把山林里头游击队使用来觅食、猎物的山猪吊、销毁脚印的扫路棍、取代拐杖的“铁脚”、储粮的饭咯和藏粮铁桶、烹饪的火炉墩、煲钵等都图文并茂地展示出来。
我始终以为，通过用心书写、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來回顾历史、反思马共岁月，比起回忆录等历史文献更加有感染力和震撼力，也让我们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无须经历饥饿的和平岁月。
俱往矣，那个为理想而燃烧热血甚至牺牲自我的马共岁月，终究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淹没。1989年，随着马共与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签订合艾和平协议，停止武装斗争，解散部队，海凡得以重返社会。为了安顿生活，他多年按下深刻的上半部人生记忆，直到21世纪后才以辛羽和海凡两个笔名，小心翼翼地踏入新马文学的版图，重拾文学之笔，修改雨林中的故事雏形，再次复刻雨林中的田野印记。
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从马泰边境到狮城都市，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以后，他的创作更可以兼顾宏观和微观，也更好地跨越个人与时代，并整合历史与生态，勾勒出具有人文地理与政治意涵的马共风物。他为读者留下独特的岁月和生命经验，拓展人们的阅读经验，展现历史的担当以及文学的意义。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也是新加坡华语资料库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