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南亚的一群华人司机与维修工人，在蜿蜒曲折的滇缅公路浴血冒死，维持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唯一对外的生命线。他们的故事长期被冷战的漩涡淹没，分别在中国与东南亚历尽百劫，直到1980年代冷战退潮才重见天日。他们的名字叫南侨机工，全名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近年基于政治现实对历史诠释的新需要，南侨机工的故事又频繁出现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然而，南侨机工的形象已定格在“抗战英雄”的一刻，他们在冷战期间的悲惨际遇却被遗忘了。
关于南侨机工的文章与研究，经常被冠以遗忘、忘却等字眼。但近年来的研究与影视作品再次兴起，2015年中国拍摄电视剧《南侨机工英雄传》，去年中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也宣布将合拍南侨机工的纪录片“一一四六”，耗资800万新元。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年，8月14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也揭幕新的南侨机工纪念公园。
历史不会无缘无故被忘记或被记录。南侨机工由被遗忘到被高举，只是三四十年间的光景，这个期间发生了什么？
“海外归来志未酬，风尘仆仆群山头。轮盘日夜无停息，不复山河誓不休！”这是南侨机工第十一大队倪鸿声1940年5月写下的诗句。3200名南侨机工辗转群山回到当时的祖国，转运战略物资，打通滇缅公路生命线，但当抗日胜利的一刻，欢呼过去，他们面对的却是漫长的劫难。
北归已然艰苦卓绝，期间约三分之一的机工殉难于滇缅路上，及后三分之一机工留在中国大陆，其余三分之一南归之路同样困难重重。
1945年初，中国国民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接，协商中国国内难民及战时华侨的南返事务。但二战结束后冷战旋即到来，在国共内战的形势下，东南亚机工最多的马来亚和新加坡也面对共产党崛起，殖民政府对回归中国的华侨抱有怀疑与敌意，影响他们返回新马的归途。
在中国国内，机工南返要得到侨务委员会等部门协调，又因抗战期间国内交通设施被破坏，运力有限，拖延甚久。
返回英属马来亚的手续极烦琐；同时，马来亚政府限制南侨机工入境名额，要求申请返回必须提供中国政府出具的相关证明，而且必须写明在中国居住期内的经历、居住时间等。日益复杂的手续，使机工的复员和南返均须经由中国外交、领事部门与英属马来亚政府的协商和交涉。
手续备妥后，入境仍不易，尤其英属马来亚较苛刻。机工是侨民，更是主动回祖（籍）国支援抗战的侨民，政治立场与侨居地政府未尽相同，也就不易获得入境许可。相比之下，菲律宾、越南比较宽松。抗日期间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抗日人民军转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对殖民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因此，英政府对机工的南返抱持敌意。直到抗战胜利后约一年的1946年10月，第一批南侨机工才动身南返，前后约1000人。
冷战阴霾下难自处
不论留在中国国内还是回到南洋，南侨机工都要面对效忠的难题，华侨身份让他们备尝艰辛。
马来西亚南侨机工抗战历史搜研工作室负责人刘道南、卢观英夫妇，在2021年撰文《不让马来西亚南侨机工历史留白》，指出机工在南洋地区的历史空白，“主要就是与战后殖民主义政府的政策密切有关，是当年的政治局势所致”。
砂拉越的李亚留是第一批南侨机工，服役期间屡立功劳。但回到砂拉越，面对的却是家破人亡，亲人被日军报复，弟弟被日军所杀，父亲在逃亡中病逝，只有妹妹一人前来接船。
及后的1948年6月，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实施紧急状态，大肆逮捕马共成员、退伍抗日军兵员、马来民族主义运动者、左翼工团。及后，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长达数十年的对抗，直到1989年才结束，南侨机工在这期间对于往事讳莫如深。李亚留在古晋开巴士载客，对自己在滇缅公路的经历绝口不提。直到2014年，他才和另外三名机工回到昆明参加纪念活动。
同样在古晋生活的许海星也在冷战期间绝口不提机工事迹。同是机工的黄铁魂就因被英官方视为马共，而被关了许多年。英殖民政府对南侨机工一直采取监视态度，提防抗日力量转化为抗英力量，驱逐殖民主义统治。因此，李亚留与许海星等往往干回老本行，默默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
返华机工际遇悲惨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陈共存1986年的《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写道：“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六年在这段期间中，中国把建国大计束诸高阁，而全力进行多项的政治运动。机工们在这种错综复杂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暴中，彷徨困惑，无所适从，所受到的冲击，不减当年。”
早在1956年，已有南侨机工被迫害。刘贝锦的故事就被马来西亚民间学者郑昭贤称为“马来西亚的大江大海”。刘贝锦1939年3月自柔佛州参加第三批南侨机工回国，并且是600人中的总领队，担任华侨先锋大队大队长，1947年以共产党地下分子的罪名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解放后在“三反五反”时期，却被批斗为“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与太太唐惠仙一同丢了工作。每天必须准时到派出所受训两小时，然后罚苦役。直到1954年为重庆汽车配件厂所聘作技术指导，生活才有好转。
到1956年，刘贝锦向领导申请要求返回南洋，又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特务反革命嫌疑，再次被斗，屡经折磨，到1959年3月监狱通知家属他已在1958年病逝，太太为生活所迫，带着女儿改嫁，长子刘国胜则成为流浪街头的孤儿。直到1991年重庆公安局才作出平反决定。
文革之前，南侨机工已多有受政治运动折磨，文革期间，多有被折磨至死的。著有《陈嘉庚与南侨机工》《烽火赤子心：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等多部历史纪实书籍的华侨大学教授、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名誉馆长林少川，就多次用“人妖颠倒”来形容文革期间对南侨机工的迫害。
陈共存的《考察滇缅公路报告书》就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侨机工们更因海外关系及参加抗战工作被红卫兵认为是国民党的走狗、反革命分子，十年灾难，史无前例。他们一肚子的冤屈，无处倾诉，精神上更受到致命的打击。”期间被批斗的机工数之不尽。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