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达曼总统在9月5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有一段谈到要确保新加坡社会流动性的持续和保护弱势群体。他指出，随着社会日趋成熟，财富可能固化，不平等现象也可能会自我持续。这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特权代代相传，而弱势者则越来越难以脱困。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趋势在新加坡生根，而必须找出实际可行的办法缩小差距。
这番话反映新加坡社会经过60年的发展，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从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穷二白，逐渐形成橄榄形社会，即中产者占大多数，极富和极贫则为少数，而不是贫富悬殊和对立。理论上这是一个较稳定的社会。不过，近几年来，情况又有了改变，人们开始讨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也包括社会流动性问题，以及向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唯才主义”（meritocracy）是否已产生异化现象。
过去的想法是，只要机会平等，其余的就看个人努力和本事（包括天赋），这是最公平的做法。但现在发现，经过几十年发展后，那些在公平制度下的成功者，逐渐聚集财富和社会资源，家庭的优越条件能使他们的子女在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家庭条件差的孩子，则很可能输在起跑线上。
由此也引发社会不平等的讨论。政府也开始着手调整社会政策，除了尽力确保机会均等，如通过教育补贴，使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能从幼儿起就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不会因家贫而吃亏，也采取一些以前被视为忌讳的措施，如2024年出台的为失业或被裁者提供临时援助的“技能创前程求职援助计划”，协助他们渡过重新获得雇佣前的难关。新加坡最标志性的居者有其屋工程，则是不断提高给首次购屋者的津贴，以抵消房价的飙涨。
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值得肯定的。政府能见微知著，发现问题，同时能尽快调整政策，因应新的社会情况需要，避免社会走向分化，值得称许。现在，总统在施政方针中再次凸显这个问题，等于是把这件事提到政府施政议程上了，希望接下来政府能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利国惠民。
教育应是最重要的环节。这正是建国以来多数家庭能摆脱贫困的关键因素。父母缺少教育和技能，但孩子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接受技能培训，找到好的工作，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逐步改善。这也是社会流动性极高的年代。但经济情况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如何避免社会分化加剧，以及保持社会流动性，确实是政府必须着力应对的重要课题。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少人因经济的迅猛发展，得到发家致富的机会，并渐渐形成富人阶层，包括企业家、企业高管、高薪专业人士等等。这本来也是公平的，反正大家靠本事赚钱。但久而久之，精英阶层和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鸿沟逐渐扩大，社会分化现象也随之浮现，富者愈富，一般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则难以爬升，一般上加薪也只能抵消通货膨胀。
这和企业所采用的工资制度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大企业一般都仿效美国企业的做法，给总裁或首席执行官等高管非常高的薪酬和花红，比一般员工高出何止数十倍。这不止导致收入的极度不平均，也促使一些美国大企业的高管，为了提高股东收益而大肆裁员，加重员工工作负担等。
有人每天还须靠拾纸皮为生
大企业一般还把不赚钱的工作外包给承包商，如清洁工作，原来的清洁工人因此失去很多公司福利；承包商则往往一味压低工资，以便能标到工作，员工的工资跟着被压低。在新加坡，政府和工会因此必须实行所谓的渐进式薪金模式，设法改善这些行业员工的收入。但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批应该受到特别关注的弱势者。这群人是无法赶上经济发展快车的掉队者和失落者。他们现在已进入暮年，却因为一生碌碌，始终过着手停口停的贫困生活，更谈不上有什么积蓄，比如有人每天还必须从早到晚靠拾纸皮为生。这些弱势者应该得到国家社会更好的体恤和照顾。
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向权贵阶层集中是非常明显的。按照进步派参议员桑德斯的说法，过去40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已逐步消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却只能拿到更低的工资，尽管科技和生产力不断在提高。在这个时期，财富也大量从中产阶级向只占人口1%的富人阶层转移。这导致极度的社会不平等，新增的财富几乎都落入富人的口袋中。
桑德斯说，美国的亿万富豪能用大笔金钱影响候选人，操纵政治，影响政策，美国已成为一个寡头政治国家。也有人称当今美国的政体为权贵政体（plutocracy），美国社会因此严重分化和撕裂，但似乎没有一个总统或政府能够改变早已积重难返甚至固化的现状。
任何社会似乎都无法避免出现不同收入的阶层，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但在一些国家实验的结果并不成功。苏联瓦解了，中国和越南则引入市场经济，所以也都出现社会分化的问题。在新加坡，政府深知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决定，诸如公共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都须要政府的介入。
这些年来，政府通过各种财政转移，大力扭转自由市场的一些偏差，也因此能改善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但看来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联合早报》9月6日的报道说： “政府近年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新加坡的居民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基尼系数从2023年的0.371，降至2024年的0.364，是自2000年以来的新低。不过，若不计入政府转移支付和征税影响，去年的基尼系数则为0.435，比2023年的0.433小幅上升。”通常，0.4被视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就较容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导致社会动荡。
也许从公司企业到政府，我们都可以探讨，如何更好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照顾弱势群体的问题。企业必须更好地照顾一般员工的福利和薪酬，不应把“一将功成万骨枯”视为正常现象；成功的企业也应把协助弱势群体视为应负起的社会责任，毕竟它们是靠这个社会提供的条件发展起来的。
政府方面，向来遵循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固然正确，但对于经济增长的大饼应如何更好地分配，相信也有探讨空间。尤其是在经济好景的时候，财政盈余是否应悉数拨入国家储备，还是可以让一般国人分享多一点成果？我们的政务官的花红是和经济增长表现挂钩的，这是为了奖励他们努力促进经济增长，分享增长大饼。让一般努力工作的国民也分享大饼，应不为过，相信这么做也能激励国人更加勤奋工作和提升技能，为经济发展效力。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