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8月下旬的夜色里，一段反复被转发的影像成为此轮抗争的道德坐标：21岁的司机阿凡在国会外的混乱中遭到布里姆机动旅（Brimob）的装甲车辗压，延误送医后不治。这起执法事故成了压垮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本聚焦于国会议员住房津贴与待遇的示威，瞬间转为对“谁在为紧缩买单、国家对人民生命的最低尊重是否仍在”的追问。
短短几日，示威与骚乱扩散到30多个省份，死亡人数上修到两位数，数千人被拘押；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警方宣布将涉事车组成员停职侦办，并对一名军警高阶人员作出不名誉除名处分。这一波剧烈的情绪与秩序对撞，标志着印度尼西亚后改革时代“街头政治与强势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再一次回到前台。
与其把这次动员理解为福利之争，不如说是一场政治经济的合法性争议。引爆冲突的事件很具体：议员每月5000万盾（约3000美元，3900新元）的住房津贴，在首都低水平最低工资与通胀压力下显得刺眼；此特权的象征意义远超金额本身。当8月28日的致命辗压把愤怒转成哀悼与愤慨时，政府选择典型的“让步＋硬手”组合：一方面宣布削减议员福利、冻结议员海外出差；另一方面以叛国、恐怖主义定性最激烈的行为，授权军警强力维稳。
这种“惩罚与安抚”并行的节奏，在政治学上恰是国家在面对集体行动时的两难：妥协有被视为软弱的风险，强硬又可能刺激群众更大规模走上街头。结果是，让步一度缓和中间选民的焦虑，却无法止住以正义、问责为名的后续集会；市场则用资本外流与资产价格走弱回应“规则不确定性”。如果把它置于印尼近年的制度轨迹中，这个局面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把时间轴拉长，我们会看见三条深层结构在同一时刻发生共振。第一，是道德经济与日常生计的裂缝。过去10年，平台经济吸纳大量城市边缘劳动力，电单车司机与外送骑士成了大都会最后一里路的公共基础设施。当生活费攀升、抽成规则难以预期，而政治精英却维持高额津贴，社会的情绪不只是嫉羡，更是对“谁在替谁买单”的直觉不公。阿凡的身份因此具有象征性：他既是危机期的必需劳工，又是风险承担者。跨境声援（透过外送平台下单致意）进一步将此脉络推至区域公共讨论场；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劳工早已超出劳资议题本身，而是城市治理韧性的压力测试站。若政府不能以制度化方式处理劳工安全、保险与计价透明等问题，单靠警力与临时让步，不足以稳住秩序。
第二，是安全部门改革的失败。从1999年起，印尼将国家警察（Polri）与军队（TNI）正式分家。理论上，群体性事件应以“最小必要武力、去军事化”为原则。然而20多年来，在群众控制上的惯性仍带着新秩序时期的阴影——面对大规模动员，往往先以安全为本能、程序监督滞后。2019年肯达里两名学生在示威中遭警察枪击身亡，仅以行政处分收场；2020年围绕《就业创造综合法》（Omnibus Law）的怒潮，警方大量动用逮捕与“假信息”叙事回应；今日，我们又在阿凡之死中看见相似的模式。从权力监督团体到学者的共同观察是：印尼的群众控制规范虽不断修订，但外部的问责机制不足——调查与惩处多半内化于警察伦理委员会，司法化比例偏低，导致社会对真相与正义最终出现的期待稀薄化，让每一次事故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抗议的燃料。
第三，是民主程序的可塑性所引致的信任折损。过去两年，围绕副总统参选年龄的宪法法院例外判断、政治联盟的超级大帐篷化，以及中央—地方资源再分配的敏感讨论，逐步累积城市年轻世代形成“规则随政治需要调整”的感知。当前，政府面对街头同时释出削减津贴与强硬的信号，容易被解读为权宜而非改革。这不是单一领袖的问题，而是制度性回弹：当执政联盟几乎垄罩议会、制衡机制偏弱时，街头便成为最后的质问场域。这也解释为何动员呈现去头像化与跨阶层并存的特征——学生、平台劳工与中产白领彼此并不隶属，却能在“体面、规则、可预期安全”三题上形成最低共识。
在这三条结构下，政府的“让步＋硬手”组合，逻辑上仍然缺少可以被验证的改变。削减津贴是必要的符号政治，但真正决定趋势的是三件更关键的工程：其一，对阿凡案与其他死亡个案的司法化追诉（而非仅止于伦理委员会的行政处分），以恢复社会对问责的期待；其二，将群众控制的作业规则（催泪瓦斯、水砲、装甲车使用要件、现场指挥链与摄录影留存）法规化、透明化，交由外部民权机制定期审视；其三，把平台劳工的意外保险、抽成透明、最低计价与申诉管道纳入常态监管，从源头稳住城市经济的安全阀。这三项若能设下时间表与里程碑，街头的愤怒才可能转化为制度改造的动能，而不是以事件为节点的周期性回潮。
这场动荡同时也把印尼放回地缘政经的大棋盘上。作为镍、电池、电动车供应链的枢纽，以及美中去风险化博弈中的权重国家，印尼在全球资本眼里既重要又脆弱：重要在于它掌握关键矿产与市场规模，脆弱在于契约可预期性与治安治理的每一次闪烁，都会被立刻折算进风险溢价。
评级机构已警告暴力与补贴／治安支出上升，对财政与信评的侵蚀；多家外电也记录股汇与资产价格在混乱当日承受压力。若政府把内部稳定只理解为短期针对加上临时让步，就会与外部投资者对规则一致性的期待有落差；反之，若能用制度化的问责与治理承诺把社会情绪法律化，反而能把危机变成“改革时代2.0”的开场：让民主不仅能选出政府，还能持续维持秩序。
最后，把这波抗争放入更宏观的国际脉络：贸易战与科技战拉高供应链的地缘敏感度，右翼与保守浪潮在多数民主政体中抬头，全球南方多国在“成长—稳定—自由”间艰难取舍。
对印尼而言，路径选择其实远比看起来更清楚：不是在“强力”与“民主”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把强力装进法律、把民主落到治理细节之中。阿凡的死，让人们在悲伤里提出三个朴素而严苛的要求：收入要对得起成本，规则要能约束权力，安全不能以人命来换。若这三件事能在接下来不久有可被验证的进展，印尼不仅能修复国内的信任裂缝，也更能在美中角力与供应链重组的年代，向投资者与邻国讲述一个罕见而珍贵的命题：稳定不是强硬的同义词，而是体面、规则与秩序三者同时成立的结果。
（作者是联合国资讯科技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