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院近日在王明星案下判时接纳控辩双方意见，在管辖权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判处他3万元罚款，未判处监禁式刑罚。司法机构网站上公布的口头判决文本中的前两段明确指出，作出这一量刑的法理基础是“judicial mercy”。这个术语由两个词构成，如果采用直译，第一个词译作“司法”，第二个词译作“怜悯”。口头判决文本第一段就作了明确解释：应予施加的惩罚必须与宽大处理的原则相平衡，以达至公平、反映人性。
口头判决也明确援引Chew Soo Chun案作为判例基础。判决文本中所提及的法理清晰。
首先，王明星是在《刑事法典》第204A条（结合第109条定义的教唆罪责）下，被提控犯有教唆妨碍司法公正罪，该条订明的刑罚是监禁最长七年、罚款（未指明上限）或二者兼施。量刑时另纳入考量（taken-into-consideration, TIC）一项第165条（结合第109条）教唆公职人员收受好处的犯行，该条订明的刑罚是监禁最长两年、罚款（未指明上限）或二者兼施。换言之，不论是控罪还是TIC罪，条文本身准许司法机构作出单一罚款的量刑。至于罚款上限则取决于审案的法院权限。
本案在国家法院地方法庭审理，根据《刑事诉讼法典》第303（2）（b）条，罚款上限为3万元。因本案涉及教唆罪，法官在审理时参考易华仁作为“正犯”（大陆法系术语）的同罪名量刑——监禁18周，并以教唆低于正犯的原则，决定量刑起点为监禁15周。因王明星在早期认罪，可减少30%量刑（即处以10.5周监禁），但因TIC罪须加重，最终平衡两个因素后判处三个月（约13周）监禁。同时，判决文本清楚显示，法官援引Stansilas Fabian Kester案判例，明确辩方主张的“品格良好”或“对新加坡有贡献”至多只能证明不会再犯，不能作为减刑理由。
判决文本指出，司法怜悯的门槛因素是“与不监禁相比、监禁是否会极大地增加被告的生命危险”。如果只是患病，且病情无论是否监禁都会一样加重（乃至死亡），则不符合门槛条件。法官最终根据医学专家意见，基于被告“跌倒即有死亡风险”，判定门槛条件成立。此后，法官重点强调（判决第65段）：有人可能认为能负担更好医疗的人（富人）更能借此避免入狱，这种论点是错误的；怜悯的基础并非监狱中的医疗水平低（这是监禁惩罚的一部分），而是因为这种低水平危害被告生命（因此与刑罚不相称）。
此外，符合门槛条件不代表能自动获得司法怜悯。法官在判决的最后，就授予司法怜悯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影响，与公众利益可能受到的损害之间，进行比例原则测试（proportionality test）。这也是为什么在控辩双方均同意可以单处罚款的情况下，法官仍然须要作出量刑分析。本案中，基于调查、检控没有受到阻碍，且被告保留相关文件、未隐瞒易华仁延后五个月才支付款项的事实。法官基于被告的罪责与病情的平衡，最终判定比例原则测试支持给予司法怜悯。
从量刑基准到调整因素，从门槛测试到比例原则，判决的每一步都在成文法、判例法框架下进行，判决文本具备相当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有点遗憾的是，英美法系下的法律系统就像一块名贵的瑞士机芯手表，虽然处处以精细结构彰显着法理学之美，但一般公众可能会感到难以理解，甚至产生不当的误解。
笔者虽在大陆法系国家拥有律师执业资格，但在英美法系中还是入门汉：为了更好地说明，不如假设本案发生在大陆法系国家，而我是辩护人。或许我会这样直白地向合议庭阐述看法：有期徒刑（监禁）的目的是让人失去自由，并让囚犯在失去自由的痛苦中认识到错误、进而得到教化。如果一个囚犯在监狱系统中非预期地失去生命，公众朴素的情感就会认为，他只犯了一个可以被判坐牢的罪，但国家事实上对他执行死刑。这并不符合刑法中“罪、刑、责相适应”的根本原则。
法谚说：量刑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Sentencing is an art, not a science）。一个良好的刑事司法系统，必须兼顾抚慰受害者、惩罚犯罪者、威慑潜在犯罪、维护法治、彰显正义等多个不同的目的。为了兼顾这些目的，英美法系在判例法的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一套细粒度的方法论。但它过于专业化，因而并不适合向公众解释法理。但另一句法谚时刻提醒着法律从业者，向公众传达判决内涵是非常重要的：“正义不仅必须被实现，还要在实现时必须被看见”（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综上所述，此案并没有“法外开恩”的问题。最后请允许我澄清一下：这篇文章只是评论而非法律意见，我撰写这篇文章，只是不希望公众对判决过程存有不当的误解。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国执业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