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星期天傍晚，浅堤乐团一行成员在草根书室里的一方空间里插电，架设位置和乐器，以及试弹、开嗓，为一场小型讲唱会暖身，也描摹出一个乐团成型的样子。在灯暗的时候，既唱歌给自己听，也唱给大家听。讲唱中的他们，有一股默契，彼此依托和映照，而刚出版首本散文集的主唱蔡依玲被问及写书和玩乐团有什么关系时，她说，写书看似是自己的事，其实也得“拖人下水”，就像玩乐团。
来自台湾高雄的浅堤乐团即将成团10年，主唱、吉他手蔡依玲出版了第一本个人散文集《在灯暗的时候唱歌给自己听》。其他活跃成员有贝斯手方博、鼓手堂轩和吉他手红茶。2016年成团之初，便以《怪手》入围金音奖最佳摇滚单曲，而蔡依玲享受台上的光鲜亮丽，也深谙回归现实后，更为长久的平凡。
于是，《在灯暗的时候唱歌给自己听》，既可以作为歌迷的另一份收藏，获知乐团的另一种面貌，当然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散文集阅读，因为里头许多经历，如此令人熟悉而共感，特别是现代都市人，对身份和身体的流动迁移，都市里的热闹和寂寞，人际关系的若即若离……蔡依玲的散文像她歌词，轻轻地不嘶吼正能量或激烈批判，却唱进心里。
比如读到《女文青的逃亡》，说搬家次数多了，自然也有了什么都可以放弃的心态，不囤积不收藏，搬来搬去的物件也无需开箱，要用的时候伸手到箱子里拿就好，也随时可以弃置变卖——是不是能够想到《好不容易》中写的：春夏秋冬／一卡皮箱／断舍离／挥挥衣袖／潇洒。而这种暂时的生活心态会成为一种心理暗示，影响从今往后：就算瘦身成功／改不掉浑然不觉／在人行道上／任何地方／侧身退让。
团员互补“拖人下水”
这种精神也到了人际关系上，习惯若即若离，不谈永远。即便如此，蔡依玲无法否认，自己和乐团、团员的关系如此密切，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彼此和伴侣相处的时间关系。虽然不会永远只有快乐，但乐团生活是如此塑造了她的个性。蔡依玲说，自己习惯了创作、决策时，旁边有陪伴出主意的声音，正如在讲唱会上，红茶会突然提议，不如来导读书中篇章，或方博会接过红茶的话……她形容这种有人互补的状态为“拖人下水”，并且意识到写书的自己也一样，习惯询问编辑意见，缺乏作家的“控制欲”或强烈自我意识。
谈及团员们对这本书的反应，蔡依玲说，团员们长年朝夕相处，看待彼此像家人，但恰恰是因为彼此太熟悉，家人之间难免也有不能启齿的事件和心情。以一本书为中介，传递内心故事，反而是种特别经验。她举例，对吃特别讲究的贝斯手方博，对《演出后的深夜牛丼》比较有感；在团内类似经理担当的鼓手堂轩，则对她写到人生安排的部分更有兴趣。
《在灯暗的时候唱歌给自己听》的起源来自出版社的邀约。蔡依玲自认写歌词已久，对文字有股热情，写书算是写歌的延伸，于是欣然接受邀约，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本散文集的书写。至于两者区别，她说：“写歌重视流传，比较在意它的功能性，旋律要好记，篇幅大概就两三分钟，反观写书可以洋洋洒洒几千字，相对来说更自由。”
对蔡依玲来说，写歌已经驾轻就熟，写书帮助她回头思考写歌的经验里有何盲点。她如此形容：“有点像放在衣柜里的衣服，放了很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丢，过了好几年再穿起来，突然好像一种崭新的、穿它的方式，自己也有种长大了、进步了的感觉。”
创作便也是那样，一直放在生命中的某个角落，随着自己进步，每次回头看都会产生新的感受。
在她眼里，写歌唱歌的自己比较有服务精神，“功能”走在前面，“自我”跟随其后，而散文有所不同。乐迷也许只是觉得浅堤乐团的歌很温暖，但不真正了解蔡依玲这个人。若外界能透过这本书，对她产生新的理解，而她则在作品中揭露自己脆弱、不舒服的一面，其实也是种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