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激发消费潜力，恐怕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收入、降低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强化社保体系、提升财富公平性，而不是仅靠短期刺激政策来“促消费”。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世界各国加征的所谓“对等关税”，严重打击全球贸易体系，搅乱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有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把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3%下调到2.8%。
特朗普关税损人不利己。进口关税全面上涨，就像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那样，对美国经济产生供给冲击，在带来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制造经济衰退。目前局势如何演变，要看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如何发挥作用。这里仅讨论特朗普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期影响。
最近以来，IMF和一些投资银行纷纷就特朗普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作出预估，把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预测下调0.6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中美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取消对半导体产品的关税豁免；其他国家在美国压力下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结果可能更糟。
如果特朗普屈服于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大幅度降低关税，情况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
近年来，中国GDP增长率在5%左右。单从上面0.6个百分点的数字看，中国有本钱打这场关税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生产出口产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企业都会蒙受打击。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产生的收入和消费下降，将会给经济带来长期负面影响。
况且，特朗普关税出现在中国经济困难时刻。伴随房地产行业的萧条，中国经济在疫情后一直增长乏力，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2023年下降3%，2024年又下降2.2%，2025年前三月平均再下降2.4%，已经保持两年半持续下降的势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同期仅仅增长0.2%，2023年下半年和2025年的2月至3月份都出现负值。目前的中国经济在通货紧缩边缘徘徊，特朗普关税可能是将其推向通缩的最后一记推力。
目前经济形势非常罕见
目前这种经济形势在中国过去40多年非常罕见，可比拟的仅有1998年至2002年那个通货紧缩时期。在那五年里，中国PPI的增长率分别是负4.1%、负2.4%、2.8%、负1.3%和负2.2%，而CPI的增长率分别是负0.8%、负1.4%、0.4%、0.7%和负0.8%。PPI持续下跌与CPI转负叠加，形成明显的通缩局面。
比较这两个时期，可以发现有很多相似点。首先，这两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增长，都受到一系列政策的抑制。在前一时期，从1993年开始的应对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到1997年还在实施；1994年的分税制造成县乡财政困难，导致乡镇政府向农民乱收费，压抑农村消费；1997年开始推行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带来大量下岗工人，使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信心受到压制。在后一时期，2020年的“监管风暴”先后对房地产、互联网平台、教培、娱乐等行业进行强力整治，多项行动的叠加，使企业信心受到多重打击；冠病疫情后期坚持实行动态清零政策，贻误经济恢复常态的时机，迫使一些供应链转移境外，加剧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收入下降，抑制消费需求。
其次，这两个时间都受到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前一时期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骤降。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出口企业承受更大压力。后一时期面临中美对抗局面，贸易战逐步升级，加强两国经济脱钩的预期，也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使出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最后，这两个时期的宏观政策都受到制约，无法对经济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目前的中国经济制度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宏观政策的间接调控能力低，须要行政命令支持。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患有“投资饥渴症”，财政政策常年处于扩张状态。须要加大力度扩张时，就必须像2009年那样，有国有银行和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因为国有银行的大笔贷款主要是发放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货币扩张政策只有得到它们支持才能产生效果，否则就只能在银行体系内空转。当货币与财政两套系统收到矛盾的行政命令时，宏观政策就无法奏效。1998年国有银行接到的命令是：不良贷款既已剥离就不允许再出现，谁再搞出不良贷款就撤谁的职。于是，国有银行纷纷惜贷，对刺激经济保增长的政策指令完全不予理会。地方政府没有钱，扩张的财政政策也成为空话。中央政府只能唱独角戏。
目前这一时期的情况是，地方融资平台受到严格管控，绩效管理的大棒被用来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终身追究责任。地方政府只好躺平，国有银行放贷找不到着力点。
中央政府1998年大规模发行国库券举债，用于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同时推动住房商品化改革，逐步推开住房按揭贷款，使房地产逐渐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1999年，政府还采纳大学扩招建议，争取扩大内需。这一系列政策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对冲通缩的冲击。
然而，真正走出通缩还要等待两个机遇的到来。一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和外资投资热潮，二是2003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的推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从那以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专注于发展制造业出口和国外市场，国有企业垄断能源、原材料的上游产品，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发展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在这个模式下运行20多年。
中国经济今天同样面临通缩风险，但结构特征更加复杂。尽管表面上同样表现为CPI低位甚至负增长、PPI长期下降，以及消费和投资意愿减弱，但这一轮通缩还有更深层次的结构调整。首先，房地产行业从过去的高速扩张走向收缩，不仅削弱内需，更动摇地方财政的支柱；其次，人口红利的消退和老龄化趋势加剧，令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同步承压；此外，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美关系紧张、外需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具备强劲支撑。虽然在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行业已经出现新动能，但短期内却难以迅速扭转通缩趋势。
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
显然，原有的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用。目前的政策焦点聚集在提高居民消费上。然而，2002年以后形成的增长模式，其实就是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首先，加入世贸后的出口导向战略，让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劳动力进入制造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高度依赖外需，利润和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主要由央企和跨国公司掌握，而国内民营企业多处于附加值较低的代工环节。工人的工资增长远慢于劳动效率的提升，导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长期偏低，直接抑制消费的增长潜力。
其次，地方政府大量依赖卖地收入来支持基建和维持财政运转，虽然短期内能有效刺激经济，也成为拉动内需的手段之一，但从根本上说，它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一方面，房价高企抬高生活费，压缩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回报远高于实体经济，使得资本过度集中在房产和金融领域，进一步恶化收入结构。
另外，由于土地财政和基建投资的主导地位，资源更多地流向政府和企业部门，而非居民部门。这种发展策略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偏低，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低迷。
从长期看，这种增长模式带来几个后果。首先，居民消费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10年的34.6%，目前仍低于40%，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中国自己1980至1990年代的水平。这么低的消费占比，使内需始终难以成为真正的增长主引擎。
第二个后果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从1997年的39.8上升到2008年的49.1，近年来仍居高不下，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下，低收入者没有钱消费，高收入者也无法推动总体消费。资本与资产的集中，使得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中产阶层消费能力被压缩，社会分层固化。
第三个后果是消费信心不足，预期悲观。高房价、高教育医疗成本、缺乏社会保障，让居民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特别是在经济放缓期。
因此，当前消费不足，并非仅仅是疫情后恢复乏力或周期性低迷的问题，而是深层结构性问题的集中显现。这些问题，正是过去20年发展模式的“后遗症”。
要真正激发消费潜力，恐怕须要一场深层次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收入、降低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强化社保体系、提升财富公平性，而不是仅靠短期刺激政策来“促消费”。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应该叫作“中等收入魔障”。进入中等收入后，人们容易盲目自信、陷入各种乌托邦执念不可自拔。希望特朗普的关税冲击能够有助于打破乌托邦魔障，倒逼出真正的改革和经济转型。
（作者是本地经济学者）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