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的中国媒体人、《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本周一（10月13日）发文，吐槽高压的网络舆论环境，呼吁维护宪法秩序下的宽松和自由，吸引了很多眼球。
他在题为《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在网上分享日常了，怕的是什么》的文章中提到，明星们的账号过去经常唠家常，现在都是各种官宣；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也是转发正规报道。大学老师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中层也一样。
胡锡进直言：“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它也让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有的群体性‘噤声’。”
至于原因，胡锡进归纳为“社会的宽容度低了”。一个人在网上个性化发声，出麻烦的风险越来越高，还会牵连所在机构，所以大家主动、或在单位“提醒”下大减发言意愿，很多人最后都成了互联网上低调的沉默者。
在他看来，互联网上的整体氛围越来越严厉；“公职人员”的定义门槛太低，一旦被贴了标签，就会格外敏感；此外，大学老师、民企中高层也被赋予特殊身份意义，言行出事的几率大增。这些人所属的机构也害怕惹上是非，体制内的单位担心上级部门问责，民企更可能为撇清关系，把人给开除了。
胡锡进因此呼吁，“社会还是要在党领导的宪法秩序下尽量宽松些”。他还警惕，各种有身份标识的群体不愿意在网上发声，这决非好事；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有网民猜测，作为一名经常在社媒上点评时事、时不时在敏感话题上发表个性化解读的时评人，胡锡进的这番吐槽，可能是抒发个人境遇之慨。不过，对于他呼吁“社会”要宽松，很多人也不以为然，认为“老胡”改不了“和稀泥”，绕了半天还是避开了核心问题。
这其实是胡锡进时隔一周，二度发文呼吁推进宽松和自由了。上周一（6日）他在社媒发表近2000字长文，痛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让宪法秩序下的宽松和自由受到损害。他还指出，冠病疫情期间中国加强了基层社会管控，但现在情况变了，“一些地方却出现管制思维的惯性”，对基层社会多元的不规则和小问题“失去了容忍度”。
胡锡进的这番疾呼，正值中国进一步收紧互联网空间。最近一些非政治领域的头部网红，在官方新一轮“清朗”行动下被封号或限制，外界对这些账号“中招”的原因有各种解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网络言论的“红线”正被重新定义，舆论管控的力度也在升级，而且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变得更加模糊和不可预测。
中国网络言论空间在2000年初期曾较为宽松，但过去十多年，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种种考量下，伴随网络管理技术升级，言论环境加速收紧。自由派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舆论场被来自意识形态光谱另一端的声音占据，左倾成为惯性，稍不谨慎就会被上纲上线，“反动”“卖国”“崇洋媚外”“境外势力”等帽子接踵而来，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沉默了。
不过，胡锡进担忧的群体性噤声，也只是中国社会趋严的一个切面。在与互联网平行的现实生活里，紧张、敏感的氛围近年来也更加突出，例子层出不穷。
中国高校这几年就一度盛行学生举报教师之风，教师很可能因为课堂上的一句话被问责。大学教授为了“自保”只好照本宣科，压缩学术讨论的空间，回避争议与思辨。在官场上，官方持续大力反腐，强力整治基层“四风”问题，而一些地方层层加码、“一刀切”，搞得基层官员如履薄冰，连普通同事间的日常聚餐，都因为担心触碰纪律红线而变得小心翼翼。
中国这两年与许多国家实行双向免签，好多人眼看就要实现的“说走就走”旅行梦，也因为严管化为泡影。在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长假，几名在体制内和银行工作的中国朋友都私下抱怨，因私护照被要求上缴，想出国“太难了”。
中国高层将在一周后的中共四中全会，公布一份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信会为下来的发展目标与重点领域锚定方向。除了这份详细的规划，眼下可能也需要一份自上而下的自信与从容，松绑对管控的过度依赖，回归信任社会、尊重规律的治理，从而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毕竟，中共建国7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一次跃进来自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最宝贵的经验就是给社会松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