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太平洋的命运从不孤立，而与德国紧密相连。然而，轴心国表面结盟，实则各自为战，缺乏实质性战略协同。这种结构性错位，是最终败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错位一：希特勒贸然对美宣战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主动对美宣战，为美国全面参战提供正当理由，堂而皇之实施“德国优先”战略。此举既非出于日本请求，也无条约所迫，纯属希特勒误判形势——他企图借日本之手把美国牢牢牵制在太平洋战场，却反将自身拖入两线作战的险局。
倘若德国不宣战，罗斯福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对欧全面参战的授权，1942年底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或将延后，《租借法案》的执行也将受阻。英苏在缺乏美援下恐难支撑，德国则有望集中兵力击溃苏联，不仅改写东线战局，更可在战略全局上间接支援日本，彻底扭转战争格局。
错位二：日未北进、德兵分两路
1942年是轴心国赢得二战的最后战略窗口。若德国汲取1941年战役教训，集中主力直取莫斯科，而非分兵攻打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东线胜算将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倘若日本撕毁《苏日中立条约》，从北满出兵远东，与德军形成东西夹击，苏联极可能陷入崩溃。即便日军不直接参战，仅以海军封锁海参崴，也将重创苏联战争潜力。
海参崴是“太平洋航线”的枢纽港口，承担美援苏物资近半数转运任务。受《苏日中立条约》限制，又因美日已开战，美国只能主要依赖苏联籍船只，以“非军事物资”名义完成运输；一旦海参崴被封锁，这条通道将彻底中断。
正如苏联军事家朱可夫元帅战后坦言：“没有美国的援助，苏联抵抗德国的战斗根本无法打下去，也没有能力组织战略预备队实施反攻。”如果日本封锁远东港口，苏联不仅将失去关键补给通道，战略反攻也将无从谈起，东线战局恐彻底逆转。
错位三：错失地中海—中东战略会师
1940年，德国若采纳海军统帅雷德尔的地中海战略，优先攻取马耳他、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而非贸然进攻苏联，有望重创英帝国生命线，为未来横扫欧亚奠定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完全可以利用1940年夏的战略空窗期，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迅速南进东南亚及缅甸。正如罗斯福在1942年警告：“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毫不费力地占领这些地区，并一路推进至中东……与德国配合，发动大规模突击，在近东会师，将俄国完全孤立，割断埃及，切断地中海一切交通线。”
这绝非空想。1940年日苏中立、日美未战，日本当时51个师团中有25个驻扎中国，只要决心调整部署，完全有条件全力南进。
一旦德军击败英国，掌控中东，苏联岌岌可危，斯大林或将被迫加入由轴心国主导、旨在对抗美国的“大陆集团”；即便希特勒坚持消灭苏联，也可能在斯大林政权崩溃后，于乌拉尔以东扶植一个反共亲德的右翼俄罗斯政权，作为德日之间的战略缓冲。
最终，无论苏联整体屈服加入，还是瓦解后由德国扶植继承政权，一个由德国主宰欧洲、日本控制亚洲、中部设立亲德缓冲带的欧亚战略联盟，极可能形成。这正是日本1940年加入《三国同盟条约》时所设想的蓝图。
轴心国的失败，归根结底并非国力不足，而是战略协同的全面缺失。若日本不贸然袭击美国，德国不贸然进攻苏联，若两国真正协调配合，未必能征服世界，却极可能迫使美国退守西半球。
在欧亚强敌的双重压迫下，即便民主制度根深蒂固的美国，也可能在极端生存压力下走向军国主义化。届时，世界格局或将彻底改写。
若日本未对美宣战，若轴心国实现大战略协同，二战结局恐将截然不同——自由世界覆灭，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主宰全球。这样的假想绝非杞人忧天：希腊民族曾在奥斯曼帝国铁蹄下挣扎400年，若轴心国胜利，现代世界或将陷入漫长黑暗。
正因如此，日本的失败，不仅是世界之幸，更是日本之幸。
战后，美国深刻反思战争根源，推动落实《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英美联合签署），终结帝国主义时代，以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取代殖民争夺，确立资源获取的平等权利。此举瓦解帝国主义经济集团的根基，为构建基于规则、合作与和平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奠定坚实基础。
战败的日本也因此获得脱胎换骨的机遇。军国主义体制被连根拔除，自由民主在战后数十年间生根发芽，最终枝繁叶茂。正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5年“战后70周年谈话”中坦言：“日本曾挑战一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迷失方向，走上战争之路”，并郑重表明：“必须铭记曾为挑战者的历史。”美国政府高度评价这一讲话，称日本战后70年间始终致力于和平、民主和法治，堪为国际典范。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依旧存在，但结论依然清晰：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所有大国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必须认识到，民主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即便是在美国等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若任由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孤立主义蔓延，政治制度也可能退化，甚至发生逆转，从而动摇世界和平的根基——这是就内政基础而言。在对外关系方面，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旧路的根本，则在于维系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消除区域战争的诱因。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牺牲者，已由革命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深度受益于现有自由秩序，也负有守护这一秩序的责任。唯有共同遏制朝核威胁，推动东北亚安全架构建设，中日美三方方能巩固区域和平根基，使“和平宪法”下的日本不再有重蹈覆辙的土壤。殷鉴不远，和平绝非理所当然，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选择与守护。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