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真正卓越的教学就是如此：默默传承价值观、温柔放松手势，以及对下一代深深的信任——相信他们不只是准备好了，而是已经在创造未来。
在西方，金禧年（50周年）常被视为里程碑之一，仅次于百年庆。然而，在中华文化中，60大庆意义更深长。根据古老的天干地支，60年是一甲子，象征着一个完整纪年的终结与新的开始。这不仅仅是对时间的庆祝，更是一次使命的更新，一次精神的重生。在我们的文化中，走过六十意味着历经风雨、看尽变迁，并带着智慧再次出发。
今年，全国上下欢庆SG60，其中有一项活动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新报业华文媒体集团的谢师宴——一场向教师致敬的盛宴。可惜我在国外无法参加，但是这个活动聚焦这个社会最基层、最默默耕耘的群体，提醒我们每一个里程碑背后，都有一双双静默坚定的手，在塑造思想、滋养心灵。在我们走过60年的此刻，没有比感谢教我们如何起步的人更贴切、更有意义了。
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在德国、英国、日本的舞台上指挥乐团，每天穿梭于多种语言和文化之间。但直到近年，我才真正体会到：语言不仅便于我们与人沟通，在说不同语言时，我们的心神也会改变。讲德语时，我的动作变得坚定利落；说日语时，我的语调更柔和；当我讲华语时，我会回到一个更贴近自我的状态，仿佛回到家的感觉。
我在裕廊西一个如今已有40年历史、朴素无华的社区里长大。在华族之间，华语是空气中的主旋律——在家中、在杂货店、在游乐场、在湿巴刹和篮球场。友情、争执、幽默、关爱……全都通过这唯一的语言传递。它如此全面地存在，以至于当我进入初级学院，发现英语“占领”走廊时，我真切地感到迷失。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几个转捩点，我在立化中学的求学岁月，就是其中之一。我清楚记得入学第一天，我们在礼堂参加迎新会。时任校长谭德明先生站在台前，用一口流利的华语，不看讲稿，讲了足足30分钟的欢迎词。那一刻像是在看一位诗人在现场创作。那场演讲，也为我在立化的四年定下基调。
立化中学是一所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学校。虽然除了华文一科之外，其他学科都用英文教学，但华语是生活的语言，在走廊、食堂、升旗礼都听到华语。所有学生都默认修读高级华文，没有人问你是否愿意，它就是默认设定——仿佛一开始就被丢进“困难模式”的游戏。
我的华文不是特别强。事实上，四年来我一直在挣扎。但我至今继承的不只是语言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来自像黄秋莺老师这样的师长。
黄老师是我中二的华文老师。她严格、认真、要求极高，但她也是那种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老师——母性、睿智、坚定，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得更好。某种意义上，她是儒家理想中的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人格。我们学的不只是作文，而是如何思考，如何倾听，如何有目标地生活。
明年，立化将迎来建校70周年。当黄老师（是的，她至今仍在学校教书，和25年前一模一样）打电话邀请我参与校庆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学校原本希望我担任校庆活动的音乐总监兼作曲，但我想到立化一贯强调文化深度与学生主动性，于是提出一个不同的建议：让学生自己作曲，我只负责辅导学弟学妹们。不打分，没有压力，只是一个可以自由创作的空间。黄老师听后马上答应，她甚至比我还有信心这么安排一定能成事，她太了解她的学生了。
“立化精神比我记忆中还要强大”
今年3月我回国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时，特地回去母校。没想到黄老师召集从中一到高二的40位学生，来和我进行一场炉边对话。那次交流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
我发现，立化精神比我记忆中的还要强大。这些学生流畅自信地用华语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极富创意的校庆构思。他们不仅能清楚描绘出脑中的画面，还本能地知道如何实现。这不是一两个天才的作品，而是一个被学校、老师、文化长期精心培育的结果。
从那以后，我开始和学生在线上互动。他们自行组队，创作原创音乐。在黄老师、熊志富老师和蔡志豪老师的循循善诱下（这两位也是立化校友），学生逐渐成长。我审阅他们的草稿，提出建议，但始终保持分寸。我的职责不是重写他们的作品，而是让他们真正拥有自己的作品。这比说起来难得多。我自己也在经历一段学习曲线，有太多须要学习的地方。
这段经历更加坚定我的看法：教育工作者是社会的灵魂工程师。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无法替代的，是最纯粹的“匠人精神”，就如同寿司大师或杰出小提琴家一般。
在我看来，真正卓越的教学就是如此：默默传承价值观、温柔放松手势，以及对下一代深深的信任——相信他们不只是准备好了，而是已经在创造未来。
所以，在我们庆祝SG60和立化70的此刻，我反而不再执着于所谓的“里程碑”，而是深深思念那些陪我们跨越里程碑的人。如果说这些来自立化的教师和学子，是新加坡未来的缩影，那我深信——我们的未来能够让人放心。我们将带着智慧、勇气与真心，继续书写下一个篇章。
作者是英国哈雷管弦乐团与日本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德国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卿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