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暴露的悖论，折射出旧大陆的“战略精神分裂症”——既需要俄罗斯维系地缘凝聚力，又恐惧其扩张传统；既想挣脱美国掌控，又缺乏独立防务能力。然而，历史终将证明，“静默革命”所积累的内生力量，远比外部强加的解决方案更具生命力。
《联合早报》言论版4月29日发表拙作《多方“不彻底目标”让俄乌战争陷困境》，引起山东大学甄鹏博士的关注，他写了《俄乌战争面临重大转机》（5月1日言论版）一文与我商榷。本文旨在进一步厘清核心争议，从历史纵深与现实维度剖析俄乌战争的底层逻辑。
甄文指出：“韩和元先生在《多方》一文中存在诸多明显错误。例如，他认为俄乌战争首先是两国的领土争端，这并不符合事实。”在甄博士看来，俄乌战争的根源在于乌俄民族矛盾。我认为他这一判断显然过于局限于表象。
回顾俄罗斯历史，从沙皇时代对黑海暖水港的争夺，到苏联时期对东欧的“战略缓冲区”诉求，扩张主义早已深嵌于地缘基因之中（参见拙作《俄罗斯扩张的悖论与必然归宿》，2024年3月6日言论版）。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绝非偶然，而是俄罗斯对北约五轮东扩的应激反应。正如美国在1823年将拉美划为自己“后院”一样，俄罗斯始终将乌克兰视为文明母体与战略屏障（参见拙作《泛门罗主义的罪与罚》，2022年3月23日言论版）。此外，经济因素同样不容忽视。乌克兰东部的工业经济依赖俄罗斯市场，西部的农业经济则倾向于欧盟，这种经济利益的割裂进一步加剧政治对立。与此同时，乌克兰独立后的国家建构试图弱化俄罗斯影响（例如推行去苏联化政策），这无疑刺激东部俄语人口的反弹。
由此可见，引发俄乌战争的冲突根源具有多重性。甄文提及的民族矛盾，充其量只是导火索而已，而大国博弈下的安全秩序失衡才是深层病灶。甄文显然忽视我文中强调的“复合型地缘冲突场域”特性。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在4月29日文章中，我的表述确实还不够严谨。
法德战略：理想与现实的艰难平衡
除此之外，甄文还批评道：“韩和元认为法、德两国‘竭尽全力避免俄罗斯走向崩溃’，这种说法耸人听闻。”然而，这一论断显然忽略原文的核心要义。我在《多方》一文中明确指出：“法德两国采取‘遏制—接触’并行的双轨战略。一方面，它们积极支持乌克兰抵御侵略；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避免俄罗斯走向崩溃。”此处“竭尽全力”的限定对象，是法德在同时追求两个矛盾目标时的政策张力，而非单指“避免崩溃”这一单项投入。甄文将复合战略切割为单一维度，正是导致误读的根源。
法德对俄政策的矛盾性，可从以下两组数据中得到验证：
一、制裁力度与能源依赖的悖论：欧盟对俄油设定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援引欧盟统计局官方统计报告报道称，2023年，印度已成为欧盟第二大精炼石油产品供应商，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印度提炼的原油约40%进口自俄罗斯。这等于说，俄罗斯原油继续从其他渠道进入欧洲市场。
二、军事援助与风险管控的平衡：例如，德国向乌提供18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拒绝批准乌克兰使用德制武器攻击俄本土。又如，法国承诺提供“凯撒”自行火炮，但同步推动扎波罗热核电站“30公里非军事区”谈判。上述政策绝非“全力防溃”，而是典型的艰难平衡——在削弱俄罗斯战争能力的同时，为其政权稳定性设置安全阈值。例如购买印度精炼石油产品，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给禁运开的后门，它既反映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也是变相给俄罗斯输液，防止经济崩溃的证据。
甄文还质疑：“法德怎么会为一个极小概率事件‘竭尽全力’？”此问显然忽视地缘政治的风险定价模型。首先是核扩散的灾难性成本，甄文低估核扩散风险的现实性。俄罗斯战术核武器部署点距欧盟边境最近仅150公里，距离柏林、巴黎也不过几百公里。有研究指出，若出现政权崩溃，这些武器的失控概率将达40％至50%。这种近在咫尺的威胁，迫使法德必须采取风险对冲策略。其次是难民危机的乘数效应，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迫使超过1400万人背井离乡，其中370万人在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超过630万人在欧洲其他国家登记为难民。若叠加俄崩溃可能产生的数百万乃至千万计的移民潮，于欧洲而言，边际管理成本将呈指数级上升。
由此可见，法德“竭尽全力”避免俄罗斯崩溃，本质上是对“风险敞口”的封堵，而非对俄政权存续的道德关切。用经济学术语来阐释，这是以可控成本（维持俄最低稳定）换取风险规避（防止系统性崩溃）的理性选择。
第三条道路：欧洲自主的实验与挑战
所谓“第三条道路”，绝非简单的折中方案，而是欧洲文明的内生性嬗变：在防务上试图挣脱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在能源上试图挣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年初，美俄突然绕开欧盟和乌克兰，直接就俄乌问题进行谈判。作为回应，欧盟公布史上最大规模军事增支计划——8000亿欧元（约1万1613亿新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讽刺的是，这一议题此前已被欧盟拖延10年未决，却在美俄谈判的阴影下仓促落地。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向，不仅反映出欧洲在地缘安全格局剧变中的被动角色，也揭示长期依赖美国的结构性困境，同时反映出它试图独立自主的意图。
欧盟REPowerEU计划实施两年来，天然气消耗量减少18%，2021年至2023年间，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份额从45%降至15%，自2022年以来，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超过天然气发电量。这种结构性转变正在重塑欧洲的地缘政治选择空间，为“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创造物质基础。
然而，甄文却将美国方案视为第三条道路，这恰恰落入霸权逻辑的陷阱。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援乌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爱沙尼亚和丹麦以2.2%位居首位，其次是立陶宛1.8%、拉脱维亚1.5%和芬兰1%），却撬动欧俄同步失血（参见拙作《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摇摆之谜》，3月6日言论版）。所谓“承认克里米亚归属”，实为延长代理人战争的策略。
总之，俄乌战争暴露的悖论，折射出旧大陆的“战略精神分裂症”——既需要俄罗斯维系地缘凝聚力，又恐惧其扩张传统；既想挣脱美国掌控，又缺乏独立防务能力。然而，历史终将证明，布鲁塞尔的碳税法案、法德的第六代战机研发、欧盟的能源联盟建设，这些“静默革命”所积累的内生力量，远比外部强加的解决方案更具生命力。当东欧平原的硝烟散去时，欧洲或许将在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中，找到属于新大陆文明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