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听大人聊过一则可能是真人真事的类神话。一位笃信神佛的本地商人，在办公室供奉关帝爷神像，每天按时上香，虔诚膜拜。后来不知何故，又多供奉一尊齐天大圣像。由于空间不足，最后就安放在关帝爷像的正对面。隔日员工上班，发现一地凌乱，前一日刚摆放的齐天大圣像，被拦腰切成两半，似乎印证“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
人类学者认为，神话故事是理解远古人类社会演进的线索。每个部落都有代表和保护本族的神祇，不同部落之间通过战争、贸易、通婚，逐渐形成更大的群体。不同神祇之间也必须经过博弈，反映现实世界的尊卑高下。这个过程背后核心的意义，在于象征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凝聚。快进到当代社会，这一认同的合理边界，应当止于国籍。
作为群居的物种，身份认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的一生在各个阶段都具备不同身份，为人子女、兄弟姐妹、求学时认同所在学校、入职后认同自身专业，乃至语言宗教、经济阶级、身为特定歌星或球队的歌迷球迷等。这是生存的情感需求，对内抱团取暖，对外同仇敌忾。身份认同因而是政客最热衷操纵的有效工具——没有什么比仇恨更具强大的动员能量。
但相较于家庭自然形成的血缘身份认同，族裔或部落的身份认同，本质上缺乏家庭关系的亲情，也欠缺现代国家认同立足于是非判断的理性。当矛盾产生，解决纠纷的方式更多根据权力地位的高下或人际关系的亲疏，而非争议本身的是非曲直。这并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
《公孙龙子·迹府》记载“楚弓楚得”的典故，说楚王打猎时丢失弓箭，侍臣要去找回，却被楚王阻止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家语》则记载孔子听到这个故事后说：“人遗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借此宣扬孔子的天下观，比楚王的国家观高明。在理想层面，这固然没错；但在现实里，国家或许才是更实际合理的身份认同基础。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遵行的是源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每个主权国家在领土内拥有绝对自主权力，他国无权侵扰；各国互相承认主权并互不干涉。换言之，现代文明秩序的基础，来自主权国家作为最高仲裁者；当然，仲裁原则必须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法治精神。在主权国家之外，就是缺乏最高仲裁者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尽管二战后的联合国体系和国际法，多少掩盖这一残酷野蛮的现实。
在国境之内，法治之上，现代人得以有尊严地文明生活。他们固然会拥有强烈的种族、语言、宗教等的身份认同，但都应当服从于根本的国家身份认同，尤其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社会。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不同群体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很多国家出现按肤色语言分别的种族主义、按社会阶级对立的民粹主义、为信奉不同神祇而相互杀戮，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而一山不容二虎，都属于远古部落主义的本能。
所以，确立国家身份认同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小就开始培养。但是在全球化作为主流的当下，爱国主义在“何必楚也”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面前，似乎落伍得让人羞于启齿。这恐怕是必须尽快纠正的偏差。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度执政所发动的关税战，正在改写国际关系规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再现本色，打破全球化和国际主义的制约。
就如原生家庭从小保护个体一样，国家的法治提供基本的公平正义，保护每一个在国境内守法的居民。国籍因而须是关键的身份认同，尽管肤色、语言、神祇各异，同胞的共同身份提醒大家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集体命运。国家之谓，国先家后，大秩序的存在，才能保障小秩序的运作。祝各位读者国庆日快乐。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