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印尼不向我们购买燃油，或泰国对我们的“半路拦截”，都属于它们的经济主权范围，毋庸置喙。虽然不至于撼动新加坡的国际炼油中心或航运枢纽地位，但长远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意义还是值得我们重视。
这几个月，大家的注意力继续被自恋成狂、横行霸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深深吸引着，尤其是在“解放日”向全世界抛出关税战震撼弹，然后又吹嘘说很多国家一直“打电话来拍我的马屁（kissing my ass）”，更是让人看傻了眼。但说真的，他那独门的荒诞逻辑和罔顾事实的本领有时还颇有娱乐性，增添不少读报乐趣。
最近和一位“校长级”数学教授吃饭，没想到向来不苟言笑的他竟然说，现在若一天没看到特朗普的新闻就会感到失落。此言一出，笑翻四座，连这么一位严肃的学者都染上“特瘾”，不可一日无此君啊！
当然媒体上也不全是负面消息，别的不说，黄循财总理领导的第四代班子在最近的大选中漂亮胜出、稳当接班，就是个街谈巷议的大新闻，也是我们这个饭局的话题。
如今新加坡新政府已经春风得意走马上任，踌躇满志地踏上征途，而美国与全世界对着干的关税战，也被“总是临阵退缩”的特朗普暂时喊停，是时候关心一下周边几件与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事了。
先谈最近的。据《联合早报》引述《雅加达邮报》的报道，印度尼西亚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巴赫里尔在5月8日突然宣布，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战略主权”，印尼决定未来六个月内将不再从新加坡进口燃油，而把多达60%进口燃料的来源地从新加坡转为美国。这是印尼向华盛顿就关税问题提出的广泛建议之一，将向美国增购100亿美元（约128亿新元）的能源。
这显然是在特朗普宣布要向印尼征收36%关税后，雅加达仓促签下的城下之盟。印尼在胁迫之下屈服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从美国进口燃油所需的额外基建与运输成本可能更高），但巴赫里尔却同时对我们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令人不解。他说：“新加坡没有石油，但我们却从那里购买。在新加坡的燃油总产量中，34%卖到印尼，价格跟中东的相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策略。”他还说，继续从新加坡进口燃油只会显示印尼的智力和决策能力低下，“我们是没念完书还是怎么了？我也很困惑。”
他的话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挫折感，对自己的国家“智力和决策能力低下”，无法提升炼油能力，以致堂堂一个盛产石油的大国，反而要向没有油矿的小邻国进口石油产品，感到很沮丧。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懊恼也是不难理解的，但为什么却偏要将新加坡也拖下水，指责新加坡卖给印尼的燃油价格和中东相同，是一种“可耻的策略”？（香港《南华早报》同一则新闻的标题，就直截了当说“印尼抨击新加坡‘可耻的’燃油价格，计划转向美国进口”。）
真的很莫名其妙。新加坡的燃油价格是由商家而不是政府制定的，必须遵循国际市场规律，也得遵守“不二价”的公平原则，巴赫里尔凭什么骂我们“可耻”呢？印尼是否认为它作为本区的“老大哥”，理所当然应该享有优惠价？
新加坡被当出气筒
近几十年的历史显示，印尼对我们这个小红点的确抱有“老大哥”心态，认为新加坡应该尽量主动配合或“体谅”它，迁就它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陷入严重财政困境时，期望新加坡提供实质支援，然而新加坡却秉着一贯对市场力量和财政纪律的坚持，加上本身能力有限，加以婉拒，令印尼非常不满。其他例子包括跨境烟霾、领空争端等。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把我们当“出气筒”。
新加坡是邻国眼中容易针对的目标，在须要转移国内视线时，常被当作替罪羊，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铭记于心的。
无论如何，这件事让我们清楚看到国际关系的本质。印尼在美国的关税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于是“不计成本”地拿我们这个小国开刀，幸好这一刀不至于伤害新加坡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炼油中心和油气贸易枢纽的地位，但也让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这只是关税战间接影响新加坡的一个例子。石油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种货物和服务，作为一个贸易总值高达国内生产总值三倍的国家，关税战的连锁反应肯定将严重冲击我们。突然想起，选战期间一些反对党竟然还指责政府警告关税战将危害新加坡，是在“制造恐慌”，不禁摇头叹息。
除了关税战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这件事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认清周遭的环境，明白和睦的邻里关系并非理所当然，尤其是印尼这么一个庞大而又国情复杂、受到各种千丝万缕利益牵扯的国家。
邻国行使“经济主权”可能影响我们的事还有一桩，那就是泰国南部的克拉陆桥（Kra Land Bridge）计划。
这个在两年前正式提上日程的项目，因为印度最近表示有兴趣参与而具有新的地缘政治意义，值得关注。
这必须从克拉运河（Kra Canal）谈起。早在17世纪，就有人建议在泰国南部开凿一条贯穿克拉地峡（Kra Isthmus）的运河，打通安达曼海和泰国湾，缩短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航程。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等原因，加上经济效益远比省下千万公里航程的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低得多，没有引起太大兴趣，几百年来一直处于梦想阶段。
快进到2005年，时任泰国首相达信建议以陆桥取代运河，在泰国南部东端的春蓬府（Chumphon）和西端的拉廊府（Ranong）各建一个深水港口，并在两个港口之间建造一条由公路、铁道和油管组成的90公里长陆上运输走廊，贯通东西两岸，替代马六甲海峡的部分航运功能，提升泰国在区域物流中的战略地位。
陆桥虽不比运河宏伟，经济意义与影响也小得多，但在政治上没那么敏感（至少不会将受到回教分离主义威胁的泰南三府象征性地“切割出去”），建造成本和技术难度也低得多，被认为相对可行。然而，由于达信在隔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了，这个建议胎死腹中。
克拉陆桥计划重新启动
随着民选政府于2023年再度在泰国掌权，新首相社德他兴致勃勃地重新启动这个计划。虽然他也在2024年8月因为被泰国宪法法院裁定违反宪法和道德规范而下台，新首相佩通坦（达信的女儿）接任后，仍然决定大力推动陆桥计划。
整个计划预计耗资1万亿泰铢（约400亿新元），建成后估计可以省下二至四天的运输时间和15%的成本。但一些专家认为，在陆桥的一端卸货、经陆路转运至另一端再重新装船的过程，可能不比直接通过马六甲海峡省下多少时间，反而会增加运输成本。
由于工程浩大，泰国政府已经提出“南部经济走廊法案”，为它建立法律框架，预定今年内在国会通过，立法之后就可立即展开招标工作。工程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于2026年开工，2030年竣工启用；第二阶段2031年开工，2034年底完工；第三阶段2035年开工，2036年底完工。
这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计划自然引起各国兴趣，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中东国家。目前，中国约80%的石油进口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它而言，克拉陆桥将部分解决长期面对的“马六甲困境”。
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的研究员郝楠今年4月在《思想中国》（ThinkChina，《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网上刊物）发表的文章《避开马六甲？中印阿联酋竞逐泰国陆桥项目》就指出：“对中国而言，这座陆桥将成为破解‘马六甲困境’的钥匙——长期以来，中国担忧在冲突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扼住马六甲海峡这条能源生命线。虽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布局了缅甸皎漂港、中巴经济走廊等替代通道，但若泰国陆桥能建成，经老挝与中国西南省份连通，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2024年5月，中国代表团考察了拉廊府和春蓬府，就释放出明确的信号。”
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今年4月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时，也对陆桥项目表示兴趣。据彭博社报道，佩通坦4月3日（与特朗普的“解放日”几乎同时）在曼谷与莫迪会晤后表示，两国同意在南亚与东南亚互联互通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泰国还重点推介标志性的陆桥项目。
郝楠在上述文章指出：“印度将这条陆桥视为对其印度洋战略掌控力的潜在威胁。随着中国在南亚各港口的存在感不断增强——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被‘包围’的担忧真实存在。新德里近期主动接触泰国，探讨共同参与陆桥项目的举动，既透露出削弱中国主导地位的意图，也彰显它对印太互联互通体系的战略构想。”
对泰国来说，印度的参与将使它不至于过度依赖中国，但为了不使陆桥计划演变成中印两国的直接竞逐场，它也积极拉拢阿联酋这个既有钱又有经营港口经验的中东国家参与，提供缓冲空间。这个从未被殖民或占领的国家的外交智慧，由此充分展现。
有人担心泰南运河或陆桥会威胁新加坡海港的地位。其实新加坡并不是单靠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主要是依靠整体的竞争优势，吸引全球大型船运和物流公司汇聚于此，形成规模效应，维持强大的枢纽港地位。这些优势包括杰出的管理能力、高性价比的超值服务、为业者提供综合性的全套解决方案、端到端供应链、最短的“周转时间”、高效可靠的运作、稳定安全的环境、四通八达的连接性等等，这些都是无法被轻易取代的。
无论是印尼不向我们购买燃油，或泰国对我们的“半路拦截”（potong jalan），都属于它们的经济主权范围，毋庸置喙。虽然不至于撼动新加坡的国际炼油中心或航运枢纽地位，但长远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意义还是值得我们重视。
谈到克拉地峡，就不得不提起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这个已经过气但却还一直在刷存在感的政客。他于4月29日又在脸书贴文说，马来族原本拥有从克拉地峡到廖内群岛的土地，如今一些土地已经丢失，泰国使马来族失去北大年、陶公、宋卡和也拉四府；印尼使马来族失去廖内群岛；中国移民使马来族失去新加坡。
这已不是马哈迪第一次提起这个“历史错误”了。2022年他担任回锅首相时被推翻，所创立的祖国斗士党又在柔佛州选举中全军覆没，气急败坏之下，就说过类似的话（详见2022年7月2日本栏拙作《马哈迪可以休矣》），还遭到印尼外交部的批评。
虽然他这一次老调重弹没有引起太大反应，但这类煽情叙事在绿潮涌动的本区域是有滋生温床的，时机一到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行动依据。三年前俄罗斯挥军入侵乌克兰时，不就辩称后者的独立是“历史错误和疯狂决定”所致的吗？
这已经不是经济主权，而是关系到我们政治主权的事了，绝不能掉以轻心。
天下大势，周遭异动，我们都必须关心。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