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重米荒以及相比去年暴涨近90%的米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江藤拓竟开玩笑称自己“从不买米”，因为支持者送得太多，多到他都可以转手卖掉。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次轻微失言，通常道歉即可了事。2019年自民党甚至分发过“失言防止指南”来应对此类危机。
然而，当下日本正值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这句话直接刺痛国民神经。“令和米骚动”这类新闻标题已经常见报端，暗指1918年波及全国，最终导致寺内正毅内阁倒台的“米骚动”事件。大米与政治、公信力之间的深层关联再次凸显。
在日本，大米远非普通食物，不仅奠定“和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基础，更因在社会中扮演的多重角色而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却将政策重点放在严控大米生产、维持高价上，部分原因是为了巩固农民这一自民党重要票仓。这导致消费者长期承受高米价，而受限于维持米价的生产调整政策，全职农户反而难以仅靠种稻维生。因此，近年来政府才将大米列为农业结构改革的重点。
在这一复杂的政策环境中，公众对此次米荒反应异常激烈。在压力下，江藤拓成为石破茂少数派内阁中首位辞职的核心阁僚，任期仅六个月。石破茂最初试图保住这位心腹，但面对7月参议院选举、众议院在野党围攻及22%的历史最低支持率，已无回旋余地。大米危机成为选举核心议题，江藤拓的辞职给本就岌岌可危的政权再添重击，恐将引发更惨烈的败选。
大米撼动日本政坛早有先例。江户时代歉收与饥荒之年常有民众袭击米仓的骚乱，1918年米价飞涨引发百万民众抗议，导致寺内内阁垮台。当时因预估政府将征粮军用，米商在监管缺位下大肆投机，叠加战时通货膨胀，导致米价飙升。与当下相似，通胀、低薪与囤积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那之后，日本政府才开始加强对稻米生产与流通的管控。
当代日本消费者已在低薪中挣扎多年，对通胀感受深刻。尽管政府自3月起动用大量储备粮平抑米价，但收效有限。批发商囤积的指责甚嚣尘上，担忧行业前景的农民团体也组织大规模示威。
江藤拓失言余波持续发酵，暴露人们对粮食安全、气候韧性及政治责任的深层忧虑。大米作为稳定国产主粮的形象首次被动摇，25年来首次从韩国进口大米，去韩国旅游的日本游客甚至不顾“国产执念”，将更便宜的韩国米塞满行李箱带回家。诚然，日本大米在光泽度、润泽感与甘甜味上的确独树一帜，但在当前形势下，除非政府果断应对，否则进口米恐将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这场米荒从2024年持续至今。成因包括125年气象记录中最热9月导致的库存见底，以及政府强震预警引发的抢购潮。官方还指访日游客激增，也推高大米消耗。但危机本质源于数十年来作茧自缚的农业政策：从产量限制、储备管理失当到保护主义扭曲，制度利益始终凌驾于国家粮食安全之上。尽管去年修法名义上强调全球动荡中的粮食安全，却未扭转对小农经济的政策倾斜，也未能认可企业化农业的崛起。
从更广层面看，事件再次暴露公众信任危机。在生活成本高涨的当下，政客愈发被视为脱离民众。去年10月众议院选举时，公众信任的缺失已让石破茂政权惨败。如今随着米价飞涨，这颗承载日常的谷物再度站上政治社会风暴眼，恰如百年前那场“米骚动”。
日本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不该危及他们的“饭碗”。尽管现代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但人们清醒认识到：正是政策导致工资长期偏低与通胀失控，而囤积现象也是对关键市场监管失效的体现。同时，米政策本质上保护的是自民党农业票仓。正如百年前“米骚动”由一群脚踩木屐的妇女，用捣衣棒砸开米店仓门而发起，如今这一群体似乎再度走上前线，成为动摇现政权的关键力量。
（作者是瑞典隆德大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