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国庆奖章的有功人士，往往是拥有资源和社会力量的公私机构领导人、政府官员、企业精英或社区领袖。一些长期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士，常被视为“默默耕耘者”，以绵薄之力滋养着国家文化的根系，最后又默默淡出。文学工作者便属其一。
2025年国庆日之后，华文文学界迎来一个喜讯——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希尼尔（本名谢惠平）获颁公共服务奖章（PBM）。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文学成就与文化推广工作的肯定，更象征着国家对文学贡献与文化劳动的再次认可。
推动文学也是公共服务
这是11年来继骆明、陈志锐和蔡志礼之后，另一位新华文学工作者获得此殊荣。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层次的表扬继续照见新华文学群体，承认文学是公共服务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华文文学长期处于边缘的新加坡社会，这种肯定有特殊意义。
此外，作家或各类文化艺术工作者获颁公共服务奖章，也拓宽奖章的既定形象，为这项传统表扬注入人文气息，提升它的文化温度。
希尼尔不仅是诗人与小说家，更是新加坡与国际华文微型小说领域的重要倡导者。他多年深耕微型小说与闪小说的创作与推广，以“文字之微”映照“社会之深”。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作是回馈社会的小小努力。”
在新加坡作家协会，希尼尔是我的前任会长，从我担任会长八年一直到刘瑞金接任，希尼尔始终维持着退而不休的精神，积极参与作协事务，并助我筹办“新华青年文学奖”，所得津贴都回捐给作协。他还策划并推动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创作赛多年。这项赛事由作协、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及福州会馆联办，得奖作品集定名为《微光》。此书名正反映出本地文学群体的信念——哪怕只是微光，也要照亮家国。
在今天这个“舞台社会”主导的文化氛围中，文学很难成为热潮。它没有演出的即时掌声，没有展览的现场回响，也不像影视、音乐与歌曲那样，容易成为集体文化记忆。
绝大部分文学工作者长期被视为社会的非主流存在，他们的努力难以被量化，即使站在“文化舞台”上，也常被边缘化。但正是这些被忽略的文学耕耘者，长期滋养着语言的根、文化的魂、社会的内涵。
因此，这一枚奖章的意义，不只在于表扬一位作家；它象征着政府正视国家建设的多元化，正如即将推出的文化通行证，旨在以更大的广度鼓励全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这是一项令人期待的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文字与文学类应避免再次被边缘化。图书、阅读、写作、出版社、书店等生态体系，应被完整纳入多元的“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政策中，不应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周边艺术。
此外，文化艺术领域的国家最高荣誉“文化奖”，是否也可赋予如PBM般的正式称号，以加强国家文化象征？这也值得探讨。
在微型中求壮大
在全球华文文学版图中，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很小的文学板块。但正如新加坡以“小红点”自喻，我们的文学也可在微型中求壮大。以希尼尔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前会长黄孟文博士为例，他们长期推动微型小说发展，曾是世界微型小说界的重要舵手。新加坡也因此被海外一些作家视为“华文微型小说的兴盛地”。
黄孟文博士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希尼尔是现任副会长，作协名誉会长艾禺则担任秘书。他们的长期投入，使新华文学有机遇从本土出发，走向国际，为新加坡文化增添软实力。作家积极、主动地自费对外交流，也让新加坡文学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当然，文学的地位不能只靠奖章奠定，而应由整体文学氛围、创作水平和文化底蕴支撑。一个国家若希望文学不只是装饰品，而是真正的文化支柱，就应让公共服务的概念继续延伸至文化实践——包括长期推动创作、扩大文学教育、鼓励跨国合作与加强文学资助。
新加坡作家从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到主动推动文学发展，都是爱屋及乌的行为，从来不为名，也无利可图，很多时候甚至须要自掏腰包，出钱出力。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一种公共服务和社会贡献的特质。文学工作者服务的不是某一政府部门，也不是某一社区组织，而是整座城市的文化。他们服务的不只是今天的家国，也包括未来的新加坡。
因此，一位作家获得国庆公共服务奖章的意义，已不止于个人荣耀，而应视为是国家对社会的再一次集体提醒：重视作家，重视文学的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玲子传媒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