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新加坡深切悼念新加坡交响乐团创始音乐总监朱晖大师的辞世。他享年90岁。他的离去，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却也让我们满怀无尽的感恩之情。我们失去了一位文化拓荒者——那位为新加坡赋予交响之声的人。
新加坡交响乐团的诞生绝非偶然。上世纪70年代末，李光耀先生与吴庆瑞博士相信，现代化的新加坡不仅需要港口、工厂与摩天大楼，也需要艺术——这是我们年轻的国家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能够展现想象与精神追求的明证。
以节俭与务实著称的吴庆瑞博士，吊诡地成为交响乐团最坚定的拥护者。对他而言，交响乐团并非奢侈之举，而是文明的标志：象征新加坡已跻身第一世界国家的行列。他曾直言新加坡是“文化沙漠”，并坚信乐团能改变世人印象。而在朱晖老师身上，他找到了最理想的伙伴——一位享誉国际的新加坡指挥家，能够将这项大胆的构想化为现实。吴博士搭建了脚手架，朱晖则赋予它灵魂。
或许有人会质疑：新加坡为何需要一支交响乐团？然而，历史早已昭示：交响乐团常常代表一座城市文化的成熟与自觉。它们不仅是音乐殿堂的象征，更是社会走出生存阶段，迈向更高层次文明的标志。美国的交响乐团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迅速发展，不仅出现在纽约、波士顿，也遍及克利夫兰、底特律、费城——这些城市由此跻身世界级之列。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便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郑明勋执棒的首尔爱乐则将韩国的艺术形象推向世界。上海在1879年成立交响乐团，更是这座城市国际化崛起的明证。
尽管这些亚洲国家本就拥有丰厚的民间音乐传统，却同样明白：演绎西方古典音乐的最高水准，能够使他们以一种全球公认的标准被评价、理解与尊重。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语境下，新加坡的古典音乐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两周前，我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首次登上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BBC Proms）的舞台，指挥哈雷管弦乐团。这正是朱晖老师少年时曾透过收音机聆听的音乐节。而2014年，他的继任者水蓝大师也曾率新加坡交响乐团参与演出。从新加坡传出的乐音，如今已在世界顶尖的音乐殿堂中回荡。
目光从未局限于舞台上
朱晖老师的目光从未局限于舞台上。他倾力培养本地音乐人才，曾获他支持，得到奖学金的小号演奏家曾碧珊女士与李天池博士，后来都成为受人敬仰的教育家。称他们为名师仍嫌不足，因为他们的学生如今已在塑造新加坡音乐的格局。曾碧珊也是我在立化中学的铜乐队导师，她以严谨与热情激励了莘莘学子。在她的指挥下，裕华中学管乐团一度成为全国最好最受尊重，甚至被其他学校视为最强的对手，因为它精准、投入。李天池博士则成为四川音乐学院的教授，推动中国管乐的发展。他们的事业正是朱晖遗产的回响：一代启迪一代，生生不息。
更为感人的是，在朱晖大师辞世的翌日，新加坡交响乐团恰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音乐会。我常年在海外观看这一音乐会的直播，今年也不例外。演出由陈康明执棒——他是首位毕业于茱莉亚著名指挥班的新加坡人。舞台上还有享誉国际的本地独奏家：伊士曼音乐学院萨克斯风教授林建宽，以及我在莱佛士初级学院的同窗王毓忠，他现任维罗纳四重奏首席小提琴，同时在欧柏林音乐学院任教。音乐会的曲目展现了本地作曲家的作品，包括文化奖得主甘琦勇，以及卓可荣——这位爵士协会副音乐总监除创作之外，更全身心投身于滨海艺术中心、拉萨尔艺术学院与新加坡艺术学院的青年培养计划。
这些名字个个都有意义，因为他们喻示着新加坡如何一路走来。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大胆构想，到今日新加坡指挥家、独奏家、作曲家与教育者活跃于世界舞台，这正是朱晖老师最厚重的遗产。他不仅开创指挥了一支交响乐团，更留下一套欣欣向荣，孕育音乐家与观众的音乐生态。
缅怀朱晖老师，也让我想起吴庆瑞博士。他们的共同愿景，至今仍在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每一次演出中延续。学生时代，我曾满怀敬意地仰望乐团的音乐家，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代表着我对音乐的憧憬。直至今日，他们仍在启发着无数年轻的新加坡人，他们坐在观众席里，怀抱着有朝一日能追随这些足迹的梦想。
伴随这份荣耀的，是一份意义深远的使命：延续先驱者的愿望，滋养后来者的梦想。新加坡交响乐团早已成长为国家的骄傲，屹立于本区域乃至更广阔的舞台之上。
如今，我们的任务，不再是只求生存，而是如何传承。未来的世代必须继承的不仅是技艺精湛的乐团，更是一支温暖、慷慨、有尊严的乐团。真正的遗产，不仅在于台上的乐音，更在于音乐家们以专业、涵养与人文关怀所带来的启发。作为榜样、作为师长、作为文化自信的守护者，他们用每一个音符讲述新加坡的故事。
朱晖老师留给我们的，何止是一支乐团。他留给新加坡的是一首歌——一首自信之歌、归属之歌、追求之歌。而今日，我们的责任，便是确保这首歌永不走调。
（作者是英国哈雷管弦乐团与日本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德国德累斯顿爱乐乐团首席客卿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