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24个选区和一个城市，在为是否同意罢免立法委员和市长举行投票的那天，我和30年没有见面的大学新闻系同学聚了一个下午。
这次的聚会，是因为三名住在台湾的同学，特地在周末飞过来找外派到新加坡的同学。
多年不见，我们分享毕业以来的经历，其中一人已经过起退休后续聘的生活，另两人正准备步入退休生活，其中一人的孩子还在念中学，而我还享受在新闻工作中，短期内没有退休的打算。
聊完生活，免不了聊起台湾人绕不开的政治话题。
其中一名同学很严肃地问我：“新加坡到现在选出了四名总理，你们觉得，他们都是好总理吗？”
在回答同学的问题前，我回问道：“你的‘好总理’的定义，是什么？”
同学说：“就用你的标准来说，你认为他们都是好总理吗？”
一直以来，我对“好”政治人物的定义，就是廉正，以人民的利益为先，能与人民共情并带给人民希望。
我清晰地记得，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1989年高中毕业后，能升学的选择其实很有限。当时台湾政府给予华侨学生的各种优待，让我飞到台北指南山下的政治大学。
犹记得在新生大会上，台湾同学个个神采飞扬，用炙热的目光谈论着自己的理想，仿佛向世界宣告“我们来了”的气势，深深地震撼了我。
当时的台湾社会，处处充满机遇，报禁才解除不久，媒体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新闻工作者的待遇也比新加坡还要好。
毕业后，我选择投入新加坡的媒体业，有同学还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不留在一个新闻行业正站在转捩点的台湾寻求发展，而要回到只有报业控股和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两个媒体集团的新加坡。
其实，当时的考量除了想更接近家人外，我在台湾留学后期，因为台湾政治的本土化运动，曾被人指着鼻子说：“侨生滚回去”。这让我不得不慎重思考未来应该在哪里生活。
有了在台湾生活的经验，我更感激被台湾媒体称为“威权民主”的新加坡政府，虽然不曾经历过政权的交替，但在每一次的大选后，都通过改变政策的执行方式，来回应人民对政府的期待。
30年过去了，新加坡大学毕业生在2025年的平均起薪是4500元，而台湾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3万3000元新台币，约1400新元——和我30年前毕业时大同小异。
因此，我给同学的答复是：“是的，新加坡多年来选出的四名总理，都是好总理。”
聚会结束时，罢免案也传来全部不通过的消息。
临别前，我们相约在指南山下再聚。期待我到时在四维堂前遇到的年轻学弟妹们，眼里能闪耀着如30年前的学长学姐般，对未来充满期盼的炙热目光。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