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摸索出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活得有自信、有尊严，最重要是活了下来。那又何必去迎合那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当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必须虚心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在文化通识、人文素养和自然环境意识等方面，尤其还有待大大提高。
新加坡常在各种国际评比中名列前茅，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对媒体来说，由于每年评选结果大同小异，新闻价值也就逐年递减了。
因此，当最新出炉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宣布新加坡连续第12年蝉联全球最顶尖国际航运中心时，7月13日的《联合早报》只将它当作一则普通新闻，刊登于第11版；英文报方面，只有《商业时报》刊登于7月12日的第6版。10天后，当《亨氏护照指数》（Henley Passport Index）发布，新加坡护照再一次高居榜首时，早报也只在7月23日刊登于第10版下端，同一天的《海峡时报》则登在第13版。
这类消息在过去是常上封面的，甚至当头条新闻，后来逐渐转入内页，越转越深。用平常心看待这些荣衔，反映了我们沉稳的自信，并非坏事。吊诡的是，国际荣誉多了，却带来反效果，在“赞美轰炸”之下，人们竟然开始质疑政府为何这么“怕输”，样样要争第一，活得这么辛苦，放松一点过日子不是好吗？
这种感受相当普遍，而且历久不衰，今年大选期间又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宣泄了。朋友就传来一则广泛流传的贴文：“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争这么多世界第一，争来干嘛？又劳民伤财，又不能当饭吃！为什么不集中精力解决民生问题呢？”
贴文者显然是受到樟宜机场在4月中公布的“Skytrax2025年度全球最佳机场排名”中又重登榜首的新闻所“刺激”，忍不住公开质问 ，为炽热的选情煽风点火 ，引来赞声一片。
这种言论其实很有代表性，这一则尤为典型，的确符合很多人的认知。
可惜这些认知却存在很多误区。
最大的误解是以为这类排名是新加坡政府刻意去“争取”的。事实上，这些国际评比是一些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和商业咨询公司等为了不同目的进行的，有些是为公益，有些旨在间接推广某些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更多是为了盈利，通过排名吸引订阅、报告销售或品牌声誉，一份包含完整数据和分析的报告可以卖到上千美元。
种种“世界第一”是可以“当饭吃”的！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这些排名报告为投资者、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可比较的数据与指标，为跨国企业、环球投资家和专业人士提供“到哪里投资发展最理想”的参考资料。所谓良禽择木而栖，那些在良治、基建、竞争力、稳定、安全、廉洁、宜居、教育、健康各方面都排名靠前的国家，往往就能吸引到高素质的投资和人才，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活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若不是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亮眼的成绩，没有天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的新加坡，就不可能吸引这么多跨国企业前来投资生产、设立营运和财务总部、建立物流仓储中心、利用交通运输设施、经营家办等等，为国人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种种的“世界第一”不但不会“劳民伤财”，还会益民招财，而且的确是可以“当饭吃”的！单以海运和航空事业来说，靠它们直接和间接吃饭的国人可多了。海运相关行业的直接雇员总人数估计约17万，航空业则大约为12万，加上溢出和乘数效应，数目就更大了。“样样第一”难道不是在解决“民生问题”吗？
这些“世界第一”是我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长期努力的结果，并不是临时抱佛脚，动员额外人力物力去“争”来的。若平时不努力，在考试前夕才开夜车，可以考到第一名吗？
然而，也不是所有“世界第一”都是好的，新加坡多年来就一直莫名其妙地被冠以“世界最昂贵城市”的头衔，驱之不去。
其实这是个“莫须有”的第一，始作俑者是英国的经济学人情报部（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EIU是《经济学人》杂志集团旗下的研究机构，为全球提供国家、行业和市场趋势的预测与咨询服务。它每年发表《全球生活费报告》，对全球主要城市的生活费进行排名，但其实它所谓的生活费是指外派人员（expatriate）而不是当地人的。这是一份很好卖的报告，因为很多跨国企业、国际机构和政府都以它为根据，决定给予外派雇员多少生活津贴。
驻新加坡的外派人员和本地人的生活费天差地别。就以衣食住行来说，它调查的是同一件名牌衣在高尚购物区的价格，同一客菲力牛排（Filet Mignon）配搭名牌红酒在高级餐馆的价格，高级私人住宅的租金，某款欧陆名牌车的售价（当然包括我们独有的拥车证）。此外，外派人员需要娱乐，孩子必须上学，因此，生活费调查的项目就包括高级剧院最贵四张票的价格，打高尔夫球的花费，以及国际学校的高昂学费（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名额一直供不应求）……
由此看来，不难想象为何新加坡的外派人员生活费总是高居全球榜首。然而，EIU调查的明明是外派人员的生活费，但标题却一直不肯照实说。作为一家著名媒体附属机构的出版物，这其实是很不专业且不负责任的。这使到很多国际媒体和广大网民都被误导了，连新加坡最大反对党工人党也不能免俗。该党机关报《铁锤报》中文版在2023年9月1日那一期的封面头条大标题，就赫然是“新加坡人能负担得起全球最昂贵城市的退休生活吗？”非常抢眼。工人党的领导层不乏专家学者，包括经济学博士，却让这种误导性的标题出街，令人不解。
那新加坡人的生活费在全球排名第几呢？
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属下的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简称 ACI）发布的《2025年度外派人员和本地居民生活费指数报告》，新加坡人的生活费在全球城市中排在第52位（前五名是香港、苏黎世、奥斯陆、哥本哈根和纽约）。我们的生活费比很多城市低，主要原因包括：大约80%的国人住在受津贴的自购政府组屋，可以在相对廉宜的小贩中心用餐，乘搭的是受政府补贴的公共交通等。
ACI的数据强有力地驳斥EIU有意无意渲染的“新加坡生活费全球最贵”的说法。奇怪的是，EIU每年都敲锣打鼓地宣传它这份售价高达1195美元（约1550新元）的报告；ACI除了早期也曾向媒体发布报告之外，这些年来却一直静悄悄，没有进行面对公众的宣传。政府也没有善加利用这家信誉卓著的本国研究机构的报告，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帮助人民了解真相，也同样令人费解。
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所有国际排名中都名列前茅的。
在一些不是以客观科学数据为准的非量化衡量评比中，新加坡的排名往往较靠后，甚至名落孙山。
较常见的例子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25年报告给新加坡的自由程度打了48分（满分是100），属于“部分自由”国家；“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在2025年的新闻自由报告中，指新加坡“新闻自由极差”，在18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29；EIU的2024年民主指数将新加坡归类于“有缺陷的民主”，在170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68至69；“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24/25年的报告给新加坡的评语是：“新加坡政治环境极具压制性，严厉限制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并继续执行死刑，尤其是涉毒案件的死刑达到了十多年的最高水平。”
这些调查都不是以纯粹的数据统计为模型，而是含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取向的评估体系，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倾向，高度偏重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的狭隘定义和刻板条框，而不是真正运行的效果。例如，“政治民主”和“媒体自由”是否带来人民对它们的相应信任？是否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
对此，全球最大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表的最新《全球信任度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好的启示：新加坡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率高达77%，对媒体的信任率则为60%；而美国的则分别为42%至44%和44%至46%，都处于“不信任状态”。这个民调还是在特朗普总统“二进宫”之前做的。
根据这些实际调查数据，新加坡尽管被认为不民主、媒体不自由，但人民对政府和本地媒体的信任，却远高于美国的相应信任度。哪一个调查比较有意义呢？
哪一个调查比较有意义呢？
美国一位备受敬重的政治学家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从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多少解答这个问题。这位因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而闻名世界的学者，去年6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学刊发表一篇题为《西方可从新加坡学到什么》的长文，引述多项国际民意调查的结果，列出三份有关公民福祉、治理和个人权利及公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成绩单，显示新加坡在前两项的成绩远比美国和英国优越，即使在第三项有关个人权利方面的得分比英美低得多，但相关民调却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感到满意。
他问道：“美国人和英国人珍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由权利。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会接受某些权利受到限制，以享有新加坡人所习惯的高标准治理吗？”他甚至还提出一个将政府“外包”给新加坡的政治实验奇想！
他的这番话，间接质疑一些基于主观价值和刻板意识形态进行的调查的价值。
由此观之，无论是政经治理或基建发展等“硬实力”方面的排名也好，人权民主之类的价值评比也好，我们都无须刻意去“争取”什么，因为前者自有客观科学的标准，我们为了自身的目的努力做出成绩，就会有目共睹，排名自然靠前；后者则是不管怎样去争也徒劳无功的，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建国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摸索出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活得有自信、有尊严，最重要是活了下来。那又何必去迎合那些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例如，难道我们要罔顾77.4%的国人“非常同意或同意”保留死刑的民意，为了迎合“人权观察”组织而废除死刑吗？这根本就是舍本逐末！不尊重民意，还能算是民主吗？
当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必须虚心吸取别人的知识经验，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在文化通识、人文素养和自然环境意识等方面，尤其还有待大大提高。我们应该以开放合作的态度，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寻求价值和利益的广泛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追随别人的意识形态，或迷信一些不能真正解决生存和安全等基本人权问题的虚幻人权标准。
我们要活出自己，我命由我。
SG60，六十耳顺，阅历沉淀，心态通达，我们对外界的赞美和批评都大可泰然处之。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