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心中得有一把尺，不只分出善恶，也能确保行事有个度，不极端。什么时候该发声、发多大声、怎么发，如何兼顾国情，都是学问，也讲求方法。
美国今年的毕业季纷纷扰扰，谈论最多，手机上一定会刷到的，应该是被哈佛选上的学生代表之一蒋雨融吧。她是中国站在这个讲台上的第一人，本该竖起大拇指叫好的，怎料很快就引来铺天盖地的责骂，里外不是人。
“看见他们（敌人）的人性，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人性……”像这样的世界大同、国际主义以及DEI（多元、均等和包容）论调，美国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大军肯定很排斥；也有反华派认为她是大陆政府渗透过来的。至于老家这边，批判更是形形色色，有人痛恨她的“特权快速道”；有人说她明里暗里就是大外宣工具人；有人认为她演讲的中心思想太不食人间烟火，是另一种“伟光正”；当然更低层级的，被洗脑惯了，直接骂她崇洋媚外的也不少。由于没能掌握实情，我不会对她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反而更多是同情。毕竟年轻人，怀抱理想主义不必太苛责，没有才应该被鄙视；而她的高度，只不过是一般人，无法企及而已。耶稣在加利利山坡上传道时，不也告诉民众，“要爱你们的敌人”？
蒋雨融之外，今年还有一场演讲让我印象深刻，可惜华文媒体很少提及。地点是同一条大道上，与哈佛相距不到两公里的麻省理工学院（MIT）；讲者是22岁印度裔女生Megha Vemuri，就叫她维穆礼吧。
一样优秀和青春可人，也一样都是打脸特朗普，但最大不同在于蒋雨融的内容，是处于斗争模式的哈佛官方审阅过的，一切遵照剧本安排，维穆礼却是自己在后半段，脱稿发挥，不只为巴勒斯坦人发声，还狠批已被权力驯服的自己的母校。她当时情绪激昂地念出：“我们看到以色列试图将巴勒斯坦从地球上抹去，而MIT却参与其中，真是可耻！以色列占领军是MIT唯一有研究关联的外国军队；这意味着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攻击，不仅得到我们国家的帮助和教唆，也包括我们学校！”
维穆礼的这番义正辞严，是当着校长、犹太裔的科恩布鲁特的面说的。一年多前，她和哈佛、宾夕法尼亚三位女校长在参议院的“反犹”听证会作证后，后两者被迫离职，唯她在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留任。
披巾和云肩，谁的最好看？
我较早以为，那场听证会后，美国大学的自由和多元性被针对，学生被对付，包括被美国犹太背景的资本恫吓“永不录用”，为正义呐喊的声音已大为减弱。但从维穆礼演讲时，台下学生的踊跃回响看来，至少在这所大学，大多数还是站在反对“种族灭绝”的良知的一边，践行着百多年来的“知行合一”（Mens et Manus）校训。
然而，现实很残酷，维穆礼和家人后来被校方禁足，不准出席毕业典礼，而选择冲撞的更大代价，是就业前景的大大受限。从这点来看，维穆礼的义无反顾更让人钦佩。她身上那块简单的红白两色披巾，要比蒋雨融珠光宝气的云肩，在我眼里美丽、高雅多了——至少，更符合我的道德审美。
把视线拉回本地，这阵子人们对加沙的认知，也出现了细微变化。
最具标志性的，是5月30日总理黄循财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联合记者会时的表态。他说，以色列限制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很可能已违反国际人道法，无法被正当化”。这是自冲突发生以来，新加坡领导人所发出的最强硬措辞。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可被视为战争罪。“战争罪”这三个字，在隔一天被主管回教事务的代部长费绍尔补上了。不过，他小心翼翼，用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指以军已在加沙犯下战争罪为铺垫，说全球恐怕有越来越多人，包括他在内，开始认同奥尔默特的观点；并表明，以色列在我们建国初期曾帮了大忙，因而必须这么说时，自己心里是难过的。
这个官方立场和最初的有差别，并且是个逐步强化的过程，虽然有时滞后了点。2023年11月，即以色列挥军进入加沙的一个月后，外交部长维文概述三大原则：对恐怖主义零容忍、以色列有自卫权，以及如果需要自卫，应考虑必要性和相称性，即比例原则。隔年在国会辩论部门的财政预算时，他说以色列的“军事回应过头了”。
然后来到5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和另外142个国家，压倒性投票支持巴勒斯坦入联的决议草案，以便再次送进安理会表决，其实说白了，就是寄微弱希望于美国别再行使否决权。投票后，维文还发视频解释支持的理由，并以两边的“朋友”身份劝诫以巴领导人，直接开展落实“两国方案”的谈判，别再诉诸仇恨和暴力了。当然，国际社会多数人心知肚明，这条路径荆棘密布，说是空中楼阁或缘木求鱼，都不为过。
在民间，这场冲突给回教社群带来巨大心理冲击，还外加一种不被理解的落寞甚至怨气。上个月，《早报星期天》采访曾主管回教事务的部长雅国。在这篇题为《对加沙平民悲惨遭遇 社群不忍有苦无处诉》的专访中，他直白地说：“马来社群对政府的信任没有破裂，但信心方面出了问题……”原由包括认为“一些领袖不理解他们面对加沙冲突的内心挣扎，无法对本地回教徒看到回教徒被杀戮的悲愤感同身受”，以及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症结不予谴责”。这篇报道很值得一读，尤其是对想了解回教徒感受的传统华文报读者。
年轻人站出来 舆论开始转向
我是有一些马来朋友，但还是隔了一层，比较知道的，是有越来越多非回教徒年轻人，对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日益关切，甚至义愤填膺。但他们更多出于同理心和普世价值，与宗教认同无关，也因为接触的媒体渠道较多，视野比老一辈更宽广。
当然，还是会有人，始终认为以色列超乎比例的震慑原则：敢杀我们一人，我拿你们十条命甚至更多来偿是合理的，或者愿意出机票钱，把挺巴的维权分子送去加沙，“只要他们答应不再回来”，或者历史的认知只有短短1年8个月，即谁在2023年10月7日先发动攻击，谁就是错的一方，甚至活该遭受毁灭。但这些声音都变小了，在网络空间，以年轻人为主，舆情正不断倒向巴勒斯坦这边。
我想这和近半年来，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径越发昭然若揭有关。让我简单用三点来说明：
一、 杀无赦。上周一个年轻人发来短信，画面是加沙的一片废墟，配文是“……在此投下的炸弹已有7万吨，比二战期间在德累斯顿、汉堡和伦敦投下的总和还多”。我告诉他，这是冲突头几个月的数字，已过时了，我不知现在是多少，于是给了他我比较熟悉，几乎可以信手拈来的越战数字，说美军在北越、南越、柬埔寨和寮国（今老挝），共投下约750万吨炸弹，比整个二战还多！但注意：越战时间跨度有整20年，轰炸范围是中印半岛三国；而加沙冲突还不到两年，地方也只有新加坡的一半大，且用的主要是非制导的“笨炸弹”，意味着，以军没有区分军人和平民，一律格杀勿论。
二、摧毁医疗体系。联合国不时发出警告，说加沙的医疗体系已濒临崩溃。其实，医院挨炸从一开始就未曾消停过，我们翻译外电，经常会引用以军的说法，称对“武器仓库、地下基础设施、军事建筑”等等实施打击，但这些都是话术，因为照片明明显示遭到破坏并且引发大量死伤的，几乎都是医院、民宅、学校、临时避难所。无差别攻击这些设施都构成战争罪。以色列总是辩解，说里头藏了士兵和武器，但就算属实，没照顾到比例原则，依然是战争罪行。
三、饥饿手段。去年4月，我在这个专栏发表过《饥饿式种族灭绝：不一定马上要你死》一文。一年过去了，这点更是无可辩驳。至今，食物不让进去已超过三个月，抢粮事件是必定要发生的，其实以色列鹰派知道，让百万人饿死是下下策，把绝望者逼出加沙，重复历史上的“灾难日”（Nakba Day）大逃亡，才是要追求的终极“成果”。
反种族灭绝不等于反犹
必须强调，我没有反犹情结。读中学时，当老师旅游回来说，以色列有历史悠久的人民公社时，我对这个民族的“先进性”很是讶异。当兵时，被告知我们的整套国民服役，原型就是从以色列“抄”过来的，他们甚至帮我们组建军队和练兵，这些都功德无量，极大地提高我们生存的机会。最了不起也让我始终不理解的，是尽管只占全球人口的0.2%，但在至今的近1000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两成多竟是犹太人！
在曾经的青涩年代，我和一群同学死党常跑到锡安路去，一来踢球玩闹，二来是那里也有一群同样青涩的女生，名字和样子我都忘了，唯独一个叫Ursula的，仍印象深刻，因为我们总是戏谑地叫她“饿死了”，而她总以为我们只是发音不准，更因为她是我至今，唯一认识的犹太人（是的，锡安路、以色列女生，就那么巧）。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也让我很难对犹太人心生厌恶。
我要说的是，犹太人的组成很复杂，现今的极右翼政权，和各地犹太人，甚至以色列国民还不是一回事。根据民调，有超过七成的以色列人要总理内坦亚胡下台。像前述的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就认为“他和他的内阁是对国家和人民道德完整性的巨大破坏”。反对派领导人戈兰是这么说的：“理智的国家，不会将杀害儿童作为一种嗜好或政策。”因此，年轻人有正义感，向往“光辉岁月”很好，但反对种族灭绝，不一定就得反犹，若傻傻分不清楚，很容易陷入到偏狭中，还落人口实。
最后，大家心中得有一把尺，不只分出善恶，也能确保行事有个度，不极端。什么时候该发声、发多大声、怎么发，如何兼顾国情，都是学问，也讲求方法。千里之外的蒋雨融和维穆礼们，从哈佛、从MIT，其实都在以她们的特立独行，给我们的年轻人上课。
一堂你自己领悟，可以自由打分的课。只有勇气，没有标准答案。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