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黄妃玲闲暇时喜欢看脱口秀节目解压，而今年观看中国最新一季脱口秀综艺大赛时，她明显感觉到，女性演员与性别议题的整体比例有所增加。
作为每天必须在法律条文与案件细节中保持理性的从业者，黄妃玲对这种变化格外敏感——在这一季脱口秀赛事中，女性演员们以更直白的方式，将自身经历与群体困境搬上舞台，一些曾被视为“个人私密“的话题，被她们用幽默的段子抛到公众视野。
演员“月明”在舞台上分享新型两性相处模式：和赚钱能力差的男友在一起，“我负责赚钱养家，他负责鲁智深葬花”；另一名演员王越坦然讲述女性痛经的不易，去医院检查后，她被告知“找个男的生个孩子，慢慢就好了”。
“我妈给我选了条柯基！” 大胆辛辣辱男言语引共鸣
50岁的山东农村女性“房主任”是今年中国脱口秀舞台的“黑马”，她用诙谐口吻讲述自己在包办婚姻中的困境与突围，丈夫家暴、赌博、出轨，父母反对她离婚，因为觉得“丢人”，隐忍30年后，她努力重启人生，接触脱口秀行业，带着两个女儿净身出户。
“现在的年轻人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给我选了条柯基”，这名中年女性对前夫与婚姻的审视，视角大胆而辛辣，言语间尽现历尽千帆的坚韧与通透。
黄妃玲对《联合早报》说，房主任的脱口秀讲述自己逆境中的不认命，令不少有相似经历的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不过，一些男性观众可能会觉得被冒犯，认为表述方式有“侮辱成分”。
一些网民批评，房主任的表演是在通过制造“性别对立”来彰显女性立场，还有网民深究其表演内容的细节真假，质疑她在刻意”卖惨“。
脱口秀这一“冒犯的艺术”近年在中国逐渐普及，同时也伴随着表演尺度与言论边界的争议。2020年，杨笠一段带有讽刺意味的“男人为什么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表演，使“普信男”说法迅速走红，却也令她陷入舆论的风暴眼，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去年”双11”促销一度请杨笠作为代言人，不料遭大量男性抵制，以至京东不得不宣布停止与杨笠的合作。
层出不穷的言论争议，令脱口秀这一喜剧形式频频面临舆论危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旗下的微信公号“浙江宣传”7月中旬发文，提醒要谨防脱口秀“滑向性别对立的泥潭”，文中批评，部分脱口秀的内容“正逐渐偏离幽默的本质”，将性别议题简化，反复拿“男女对立”做文章。
文章说，脱口秀一旦陷入利用性别对立情绪博取流量的怪圈，带来的只会是“多输”，比如削弱喜剧的社会功能、挤压理性的讨论空间、伤害行业的长远发展等。
学者：脱口秀不能涉政治 只好转挖掘性别主义红利
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看来，官方社媒账号对部分脱口秀“借挑动性别对立博取流量”的批评，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对相关主体没有直接点名，有“一锅端”之嫌，可能会干扰真正追求性别平等的文化产品，“我觉得恰恰是要点名”。
他对《联合早报》分析，中国性别对立议题及女性权益的诉求起初并非脱口秀领域专有，由于无法像美国脱口秀一样涉及政治批评，中国脱口秀转而以性别议题作为生存途径，挖掘性别主义红利，并在近年先后出现一些代言人。
吴畅畅认为，事实上，中国脱口秀未能触及当前极具争议性的性别议题事件，没有将这些热点事件纳入讨论之中，仅利用性别对立的红利，未能进一步强化或是借此推动性别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脱口秀还不够勇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小普对《联合早报》分析，性别舆论伴随女性意识的上升而形成，这是在漫长的男权社会背景下，女性改变性别角色认知的必然结果，围绕性别平等的争议在生活中真实而广泛存在，脱口秀作为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形式，不可避免会有相关的内容。
她也指出，性别舆论是社会对性别平等整体认知的体现，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的关注度与传播度更高，形成的争议可能快速发酵，容易激发矛盾与情绪对立，在当前社会环境一直被视作较为敏感的议题。
网络情绪化观点催化对立
脱口秀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现象的缩影与表达出口。在互联网话语场，由于触及个体的社会文化观念、价值观差异，性别议题也长期是争议尖锐的重要议题。
层出不穷的性别议题事件，在互联网迅速发酵，这些事件以“性别站队”为特征，迅速传播并引发讨论，不同阵营激烈交锋，催化了对立情绪。
2023年的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延宕了两年之久。该校一名女生称在图书馆遭同校一名男生“性骚扰”，很快引发舆情高涨，校方介入对当事男生记过处分，该男生后被网暴“开盒”（遭恶意公开姓名、照片、住址、手机号码、社交账号等信息），确诊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其母则辩称儿子是湿疹复发隔衣搔痒，并非”性骚扰”。
这起事件一波三折，双方支持者在网络互撕，相关讨论从性别议题，延展至网络举报的合理尺度、舆论干预司法等。今年7月下旬，法院一审判决当事男生不构成性骚扰，认定其行为有抓痒的高度可能，当事女生随后声称，将继续举报男方，阻止其升学与工作发展。
另一起2024年发生的网民“胖猫” 跳江事件中，因“胖猫“家属质疑他是在与女友交往中遭遇情感和财产诈骗而轻生，大批网民对其女友实施网络攻击，将其塑造成 “捞女”，即心机重的拜金女性，再次掀起网络骂战。
刚刚大学毕业的广州青年小林对《联合早报》说，围绕这些社会事件的网络讨论，容易被情绪化的观点主导，他认为，不少网民其实没有特别鲜明坚定的立场，往往是从自身价值观出发，认可某一个观点或是产生了共情，进而不自觉加入某个阵营。
在小林看来，互联网的性别对立，并非简单理解为男女两个群体的对峙，而是持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阵营，他作为一名24岁的男性，有时也会毫不犹豫站队女性。
社交平台的算法设计在网络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抖音、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平台上，以“女性清醒学”“女拳”“捞女“为标签的话题，频繁成为流量的中心，这令舆论场上性别对立的感觉越来越强。
短视频平台上，一些情感博主指导年轻女性，在恋爱时要有“捞女思维”，保持清醒头脑，另一些男性博主则谆谆善诱，提醒男性应懂得“辨别和应对捞女”。
同时也是一名博主的黄妃玲指出，性别议题目前是网络舆论场的流量密码之一，涉及性别对立的内容往往更易引发关注与冲突，吸引网民点赞转发，或是进行情绪化表达，在各大平台上，目前都活跃着不少以性别议题作为内容创作方向的博主。
小红书上的一名网民留言称，中立的论调现在很难获得流量，偏激或是对立的观点才更可能激发讨论与关注。
学者：互联网平台缺乏正向引导舆论能力
中国监管部门近年持续整治网络“挑起极端对立”等问题，多家平台处置“煽动性别对立“现象。新浪微博上星期连续三天发布公告，对各类“挑动性别对立”的违规行为加大巡查，一大批账号被阶段性禁言或永久禁言。
周小普指出，网络平台的影响力远超传统媒体，应承担引导公众理性思考的责任，不过，当前互联网平台受经营压力影响，更关心的可能是经营效益及避免让管理部门留下不良记录，较缺乏正向引导舆论的能力。
从游戏争到影视圈 推不动性平没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观念碰撞与利益分配重构，催生了性别层面的矛盾与争议，不只是脱口秀行业，在游戏、出版、娱乐等领域，性别对立与性别偏见的争议也长期存在。
《黑神话：悟空》去年8月全球发售以来备受关注，但也深陷“辱女”争议，主创团队的言论被指歧视女性玩家，此外，该游戏的试玩版中无女性角色，这被认为体现出中国游戏文化中的性别偏见。
另一款名为《捞女游戏》的互动影游今年5月上线后，也引发轩然大波，游戏名字与内容被指污名化女性，将女性符号化成欺诈主体，在这款游戏的评论区，则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厌女言论“。在巨大争议之下，这款游戏很快改名为《情绪反诈模拟器》。
在文化创意、影视等领域同样有批评声音。一些书籍被指塑造男女角色时存在刻板印象，容易加深社会对性别的刻板认知；电影与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被指占比低于男性，且多被描绘为弱势或被动的形象，缺乏主动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于中国社会的性别议题之争，吴畅畅指出，性别主义不应局限于话语争论，部分网络事件仅停留在口舌之争或恶意挑衅，并无实际意义，而在影视、综艺等领域，部分产品借“女性主义”吸取流量，也未能真正推进性别平等的实践。
性平讨论须各方参与
他认为，有效的性别争论应从话语层面落实到实践，比如推动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落地、增加女厕数量等，才能对性别平等的推进有益。
周小普则指出，围绕性别平等的讨论需要社会多元互动，鼓励不同性别、背景的人群与组织参与，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互联网平台应在其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理性对话空间，避免讨论陷入情绪对抗，这需要平台、监管部门等各方共同努力，包括明确相关标准与原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