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最大的烂尾楼澳洲山庄里,至今仍住着约50户业主。他们在1990年代怀着憧憬搬进这个山间社区,却在藤蔓缠绕的废墟中老去。经过近30年的等待,他们终于在迟暮之年,盼来迁入安置房的转机。
午后的热浪在杂草丛中翻涌,一棵桑树恣意生长,枝丫伸向废弃的二楼阳台。91岁的马敏庄杵着伞柄,带记者参观她栽种的蔬果园:“我刚来时插的苗,转眼就这么高了。”
这个转眼,实际上是27年。
1998年从暨南大学退休后,马敏庄曾经向往在这个依山傍水的住宅小区,度过远离尘嚣、恬静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万万没想到,短短两年后,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报建手续不全等诸多原因,项目建设彻底停摆。
和她同时搬进澳洲山庄的第一排业主陆续搬离,最萧条的时候,整排楼栋只剩马敏庄孤零零一个住户。

而今,她当年栽下的桑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澳洲山庄成了当地最大的烂尾楼,也是中国房地产史上烂尾时间最久的楼盘之一。
5月底,初夏的暑气蒸腾,烂尾的200多栋楼里零零散散住着约50户业主,年复一年,蛙鸣鸟啼陪伴他们的夏日。但这个夏天,社区周围响起了工地机械的轰鸣——在烂尾楼里生活了近30年的人们终于看到搬进安置房的曙光。

澳洲山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地处官方定位的科创产业新区,中国与新加坡的国家级双边合作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就在不远处。但在30年前,这里还是人迹罕至的远郊:森林公园绵延,背倚天然湖泊,是一幅未被开发的原始面貌。
开发商广州澳美地产相中这块地皮,1995年正式启动项目,号称要打造一个集商住、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跨世纪工程”。规划蓝图相当宏大:总占地7560亩,拟建292栋建筑。
临近退休的刘永广,是1996年首批签约的近2000名业主之一。他花了28万元,买下山腰一套87平米的住宅,后来为了让年迈的母亲也能到这里养老,又拿出22万元买下了隔壁单位,将两间房打通。
停水停电成家常便饭 点蜡烛挑山泉水过原始生活
三年后,刘永广和母亲准备搬进来时,澳洲山庄已显露出危机。山腰以下的30多栋楼勉强达到交付标准,但越往山上走,房子盖得越马虎:山肩的楼栋刷了外墙,门窗都没装;到了山顶,房子只有个空架子,钢筋都露在外面。

幸运的是,刘永广买的两套房都顺利交付。然而,由于消防验收不达标,他和同期业主都没拿到房产证,这也为日后的维权埋下隐患。当时刘永广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房子交了,水电通了,那就先住下来再说。
可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住进山庄的最初10年,刘永广经历了最困苦的岁月。开发商开始拖欠水电费,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他过起点蜡烛、挑山泉水的原始生活;随着小区住户锐减,盗贼变得肆无忌惮,甚至出动车辆,公然拆走空置房的门窗,搬走家电、家具。
刘永广家楼下的窗户也未能幸免。为了防止小偷上门,他专程到广州市区定制三套铁栓和防盗拉闸,把楼下窗户全部封死。
最困难的是一年夏天,山庄里连续三天断水。年过六旬的刘永广只能晚上摸黑去山泉边洗澡,再提一桶水回来用。
山腰以上楼房从未动工 开发商提供山脚空置房
尽管如此,退伍老兵刘永广从未有过搬走的想法,“我得守住这个家……我一走,这些东西就全没了”。2012年,刘永广在山庄送别了刚满百岁的母亲,从此整栋空楼里只剩下他一人的脚步声。

相比有房可住的刘永广,首批购入山腰以上的业主,面临的是更荒诞的处境——他们购买的楼房甚至从未破土动工。
今年77岁的何永年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98年签下购房合同,但他10年后退休时,承诺建房的地基上依然野草疯长。开发商将山脚一套空置的同面积毛坯房“调剂”给他,他简单装修后,2009年和妻子住进山庄。
何永年年轻时是北京队的跳水运动员,退役后当过教练,1990年代还曾外派马来西亚执教。常年生活在热带让他难以适应北京冬天的严寒,因此选择在广州退休。对夫妻俩来说,澳洲山庄是他们在广州退休的唯一栖身之所。
说着一口地道京片子的何永年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烂尾山庄,其实一点儿不妨碍养老。”
如今,他在废墟间辟了块菜地,夏天种豇豆、秋天收萝卜。“跳水讲究压水花,过日子咱也得学会化解冲击力。”
漫漫维权路 廿余载守得云开
住进烂尾楼后,澳洲山庄的业主们便踏上了一条持续20多年的维权之路。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向开发商讨要说法。澳美地产给出的解释是,财务总监卷走上亿元公款,导致项目资金链断裂。这个说法究竟是确有此事,还是推卸责任,至今已无从查证。
维权无门的业主们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法律,但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由于没有房产证,大多数业主被法院认定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连立案都成了奢望。
何永年另辟蹊径,以“退回购房款”为由起诉开发商。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时,判决结果却出人意料。法院认定,项目烂尾是“遇到不可抗自然灾害”所致,因此房屋仍归业主所有。之后何永年便停了贷款月供,“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再续供”。
像何永年这样败诉的业主不在少数,但也有部分业主赢了官司。然而,由于开发商早已资不抵债,法院判决成了一纸空文,维权之路又回到原点。

2010年后,业主们意识到单打独斗收效甚微,于是组建了业主委员会,转向集体维权。他们一边联系媒体,扩大舆论影响力;另一边也组织联名签字,2020年将黄埔区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
作为维权小组的核心成员,刘永广看得透彻。他说,山庄行政区划频繁变更,“新政不管旧事”,是烂尾问题难解的原因之一。山庄最初归属增城市(广州增城区前身),后来划入广州市萝岗区,2014年后又并入黄埔区。
更棘手的是错综复杂的土地权属问题。公开资料显示,自2013年起,广州官方便召开会议,商讨山庄盘活方案,2015年还审查了规划细节,2016年更是启动开发新地块,用于安置1000多户业主。
然而,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早已易主,不再属于澳美地产,而是归到另一开发商名下。随着地价飙升,烂尾问题演变成开发商之间的土地权益争夺,双方僵持不下,最终不了了之。
经过漫长等待与多次希望落空,在中国官方“保交楼”政策的推动下,澳洲山庄终于等来转机。
去年8月,广州市在山庄附近出让一块住宅用地,明确用于安置房建设,预计可安置1342户业主。地块最终被知识城(广州)城投以底价8亿9000万元竞得,总建筑面积17万9000平方米,折合楼面地价约每平方米5000元。
广州中原地产项目总经理黄韬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澳洲山庄涉及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仅凭业主的力量难以解决,须由政府介入来协调和判断。
澳洲山庄问题出现转机 土地价格翻10倍是关键
他指出,澳洲山庄问题如今能出现转机,关键在于土地价格翻了10倍以上,城投公司推倒重建仍有利可图。“如果地价还停留在20多年前的水平,那城投公司连最基本的开发成本都难以收回。”
与澳洲山庄仅一墙之隔,2015年开盘的一处高档住宅小区目前每平方米均价2万多元,前几年市场高峰时甚至突破3万元。此外,山庄正门口的广汕公路已升级为国道,地铁金坑站也于2019年正式开通运营,大大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
作为从业近30年的地产界资深人士,黄韬对澳洲山庄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他1990年代刚入行时曾代理过的项目。每当驾车经过广汕公路,那片显眼的烂尾楼总让他心生感慨:“山庄荒废在那里,就像一块伤疤。”
黄韬认为,10年前应该更坚决、更有魄力地介入,而不是让业主苦苦等待。“这是很惨痛的一个案例,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教训……不幸中的万幸是,至少现在还能有转机。”
盲目扩张酿风险 烂尾楼循环上演
过去几年,烂尾楼伴随着中国楼市下行,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澳洲山庄的危机虽远早于这一轮房地产市场低潮,但它的发展历程,清晰勾勒出许多后期爆雷项目的营销和开发特征。
澳洲山庄采用了刚从香港传入中国大陆不久的预售制,以“全国首创20年免息分期”为噱头吸引工薪阶层:“首付三万八,月供四百八”就能拥有一套养老住宅。
为了招揽客户,开发商在广州市中心王府井百货打出巨幅广告,专车免费接送退休人士看房,还附赠山脚餐厅的招待餐。这套营销手法,后来也成为中国房地产商的惯用销售模板。
更致命的是澳美地产冒进的开发策略。原计划分六期开发的项目被改为同步推进,快速扩张导致资金链紧绷,为日后的烂尾埋下祸根。
这一切都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国房地产狂潮中。当时,南方省份率先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数千亿资金涌入地产业,催生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轮房地产热,也造就了第一批烂尾楼。
当时除了广州的澳洲山庄,海南的烂尾楼规模更为惊人。海南当时的人口仅占全国0.6%,却留下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烂尾楼超过600栋。
中国最近一次发生在2022年的大规模烂尾潮,除了受疫情延误工期、整体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更暴露房地产行业深层的制度性缺陷。在长期监管缺位的环境下,开发商得以通过“高杠杆、高周转”模式激进扩张,最终酿成系统性风险。
官方“保交楼”政策推动下 烂尾楼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彭博智库去年8月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仍有至少4800万套已售未建住房。据中国媒体估算,仅恒大留下的烂尾楼就达到162万套,涉及600万业主。
过去两年,在中国官方“保交楼”政策的推动下,烂尾楼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350万套保交楼项目已实现交付超300万套,交付率超过86%。
《联合早报》在澳洲山庄安置房现场看到,即使端午节当天,工地仍在紧张施工。几栋建筑已完成地基工程,部分楼体建至地面数层。六台塔吊同时作业,施工车辆往来频繁。一名建筑工人告诉本报,项目方要求“三个月内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对于即将封顶的安置房,何永年满怀期待:“虽然现在生活好了,但搬进新房是更上一层楼。在我80岁之前能住进新房,那更是心满意足了。”
马敏庄则认为,再搬一次家过于折腾,到了实在要搬时,她打算搬回市区的暨南大学住。
87岁的退休教师李抑同样不愿离开。他2016年因原购房质量问题置换到山脚居住,又投入十几万元装修。“我花了那么多精力、那么多钱,搞得这么好,我就不住了?”

安置房破土动工后,刘永广常驾车到山顶查看进度。经过27年的漫长等待和一次次维权,这是他最接近搬进新房的时刻。
站在高处俯瞰工地,他的目光中交织着欣慰与感伤:“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只是现在晚了一点,很多山庄老人都没能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