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刘柳

liuliu@sph.com.sg

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研究员孟羽认为，互联网行业不是萎缩，而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中有横向和纵深的扩展。她说，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中国经济和社会，其内涵也发生了极大转变，成为各行各业中以IT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和部门的总和。　

今年29岁的张云彬（化名）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北漂”一员，在经历了两年“心累”的工作后，于2020年毅然结束北漂生活，回到老家考上了公务员。

谈起当初的选择，张云彬告诉《联合早报》，高薪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他也希望能在一线城市生活。

但张云彬渐渐发现，公司的运作模式和内卷文化（过度竞争）让他缺乏成就感，而一线城市遥不可及的房价也让他没有归属感，最终他决定“逃离”大厂进入体制。

统计显示，在经过了短暂的沉寂后，中国“国考”报名人数近两年明显增加。2022年“国考”总报名人数突破202万，创下历史新高。

调查：近三成人更倾向国企

去年3月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还显示，经历了疫情考验后，求职者求稳心态凸显，有近一半人认为“比起高薪更注重稳定”，还有近三成人“更倾向国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

张云彬说，自己踩到了对的时间点，赶在互联网行业的高光时刻进场，又在“考公”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炙手可热时顺利转轨。他在电话那头带着笑声说：“我很庆幸自己作出这样的选择”。

和张云彬相反，从东南地区一所211大学的信息工程系毕业不久的西安小伙庄信亮（化名）则对互联网大厂充满向往。

要走出体制进入大厂

在成都一家有国企背景的公司工作的庄信亮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认为，年轻人要走出体制，进入大厂，才能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职业发展。

对于阿里、字节、快手等头部企业去年开始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庄信亮坚信，这对整体行业来说是件好事，“就像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才是真的适合这个领域的”。

来自中部省会城市的刘伯宜（化名）毕业于英国格拉斯高大学市场管理专业，出身公务员家庭的她自认为个性不适合体制内，跟随男友选择了互联网行业，但即将走入婚姻的刘伯宜现在却开始动摇。

刘伯宜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生活重心的转移，她不排除考虑体制内工作，但考公务员的条件也很严格，对于户口有一定要求，想扎根一线城市还得从长计议。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王砚波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认为，从私企来看，互联网仍是最吸引年轻人的几大行业之一。

他分析说，今天的互联网概念更多是与数字经济挂钩，这个领域还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不过和现在的单一编程不同，今后这类人才的需求或许会更看重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像网络安全这类人才或更受欢迎。

互联网增长方式改变

王砚波还认为，互联网行业2018年开始为顺应行业发展需求优化架构，中国官方2019年又加大了监管力度，这使得裁员潮一波接一波，但这并不意味互联网在收缩，只是增长方式改变。

王砚波说，过去互联网增长靠的是新业务开疆拓土，现在是要在存量的基础上，把配置做得更好。

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研究员孟羽也认为，互联网行业不是萎缩，而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中有横向和纵深的扩展。

她告诉《联合早报》，互联网已经深度嵌入中国经济和社会，其内涵也发生了极大转变，成为各行各业中以IT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和部门的总和。

在孟羽看来，互联网行业人士向其他行业包括体制内流动，能加速行业之间的相互整合，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来看并非坏事。

对于这一点，王砚波提出了相反看法，他认为年轻人的天平从私企向体制内倾斜，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才浪费.“不是说优秀的人进入体制就无法作出优秀的成果，但如果把这些人放到外部竞争环境，他们是不是做得更好？答案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