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30日实施以来,东方明珠在新常态下即将渡过第一个五年。曾经涌动街头的躁动渐息,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氛围和文化面貌的深层转变。《联合早报》推出“看见新香港”特稿系列,走入这座经历创痛的城市,看香港如何在巨变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2023年9月,当时34岁的刘萍做出一个让身边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去在中国大陆一家媒体任职了11年的记者工作,只身南下香港谋生。当时的她,育有一对年幼子女。
自嘲是中年裸辞的刘萍,放弃了给予她成就感的职业,转行进入香港一家留学移民中介公司任职,背后的关键推动力是对孩子教育的焦虑。
采访当天,刘萍带着来港探访的11岁儿子一同在办公室。她告诉《联合早报》记者,自己去年先独自搬来香港,如今工作逐渐稳定,计划不久后把儿子正式接来上学,“插班的材料我已经在帮他交了。”

刘萍能迈出这一步,得益于香港特区政府于2022年底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计划)。
香港2019年爆发反修例运动,隔年《香港国安法》落地,数以十万计港人随后选择移民。为填补人才缺口,港府推出高才通计划,条件包括必须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或年薪达250万港元。港府此前也已实行另两项面向不同群体的人才的“优才计划”和“专才计划”。
这一波“抢人政策”力度空前,门槛也比以往低。自2022年底计划启动至2025年3月,香港入境处批准了超过30万份申请,约20万人已赴港,其中大陆申请者居多。
港府寄望借此计划引进中高端人才、提振经济;而对不少高才和优才而言,来港则是一条摆脱大陆激烈竞争、寻找更平衡生活的路径。
刘萍如此形容香港教育的吸引力:“人们常戏称,大陆985大学是98.5%的学生考不上;但香港考上港前八(香港八大院校)的录取率则有38%,机会确实多一些。”
她进一步说,孩子即使挺过了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验,也不代表之后的人生路会一马平川。“来香港,算是想逃离内卷吧。”
两年多前同样通过高才通计划从上海搬到香港的王瑞祥(50岁)也有类似体会。他受访时感慨道:“孩子在内地太累了。”
如今担任保险经纪的他说,来港除了希望为15岁的儿子减压,也盼望孩子能培养更国际化的视野。至于他自己,也渴望换一种生活方式:“香港的环境相对简单、纯粹。”
“新港漂”搅动香港职场
近年来搬到香港的大陆专业人士也有“新港漂”或“新港人”之称,他们一般属于中产阶层,不少人投身金融领域,尤其是保险行业。
在刘萍工作的尖沙咀广东道一带,沿街的办公楼前每天都有一排人站着,手举标上“香港保险”“香港身份”等字样的广告牌,向路人推销保险产品和中介服务。这群人当中,相当部分是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来港的大陆专业人士。
大陆高才和优才一窝蜂涌入保险业,看中的是香港保险产品在大陆持续走俏的需求,加上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甚至能远程办公——人住在大陆,签单时飞来香港即可。

保险经纪王瑞祥说:“有人可能觉得卖保险有点丢人,但在香港卖保险不丢人。香港是以金融闻名的地方,而我们搞销售,是在营销自己。”
在香港在地的保险业者眼中,新港漂不免带来一些竞争压力。一名在尖沙咀街头举着广告牌、不愿具名的年轻香港保险经纪说:“高才和优才一般家里会有点钱或关系,工作要上手没那么难。我没有这种条件,就来街上试一试,看碰不碰得到有钱人。”
尽管许多新港漂移居香港的目的是放慢工作节奏,但两地职场文化的差异仍让部分当地人感觉到,大陆的内卷文化已因新港漂的涌入,而传导到香港职场。
2023年通过专才计划来港、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设计专员的谭铖(32岁)观察到,一些大陆同事来港前经历过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的困境,如今为了保住饭碗,他们普遍抱持一种“我不想卷,但必要时也能卷”的心态。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就不乏关于新港漂放弃休假、自愿996(每周工作六天,早9时至晚9时)等工作模式的讨论,引发外界关注香港职场是否日趋“大陆化”。
谭铖表示能理解部分人生活负担重、来港后格外珍惜工作机会的心态,但也直言:“内卷是一种破坏市场的做法,个人可能有短期利益,但整个行业生态如果被破坏,最终大家都会受损。”
香港社会包容度提高
虽然香港职场不时传出大陆同事加剧竞争的抱怨,但三名受访的新港漂都表示,在香港极少感受到歧视。
初到香港时,他们都知道陆港矛盾有段时间深植于香港民间,也看到反大陆情绪在2019反修例运动期间尤其高涨。但在香港定居以后,港人的接受度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时过境迁,香港的社会氛围已有所转变。刘萍说:“我从来没碰过对我说过什么难听话的人,反而交了不少香港朋友。去买菜时,香港老板每次都会送我点东西,跟我聊几句。”
他们一般不必担心因不谙粤语而被歧视。在大陆人较密集的地区,商店和餐馆职员往往还会主动以普通话提供服务。
香港资深媒体人陈景祥受访时说,近年来香港社会包容度明显提高。一方面,《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会氛围趋于平静,人们的言行变得更温和,“这是香港人集体学习的过程。”
另一方面,疫情后不少香港人习惯北上消费,切身感受到大陆生活的实惠。“有些人以前算是(反体制的)反对派,后来也经常北上消费。去享受一下, why not(为何不)?”
在陈景祥看来,香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若已成定局,人们就会逐渐适应,这是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
刘萍则认为,被接纳和认可的关键在于要给香港创造价值,否则新港漂难免会被视为只来索取而不做贡献的一群人。
她说:“以高才、优才为例,要么去真正发挥高学历特长,到一些专业岗位解决别人解决不好的问题;要不去创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这些才是价值。”
来港有牺牲但也有自由
新港漂还须适应生活其他方面的落差。谭铖说,许多人初到香港住进面积小却租金高的住房,难免感觉到不适应,香港的网购、外卖等服务也不及大陆城市便利。
通过高才通或优才计划来港的人,两年后也面临续签的压力,须满足港府设定的就业或创业等条件,才可继续留港发展。
尽管有现实挑战,但这批新港漂普遍珍惜香港给予他们的特殊空间。谭铖坦言,他一开始只觉得香港是个能赚很多钱,但生活也辛苦的地方;两年后,他更深刻的感受是:香港既稳定又自由。
例如,香港没有网络防火墙,他可以自由地接触更多元的信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喜欢思考和参考不同信息来源,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不错的体验。”
刘萍则始终清楚,来香港是为了探索,而不是受苦。她坦言:“我们高才算是最容易的一波,凭个本科毕业证就来了,收入也不用达到很高的要求。”
她笃定地说,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努力适应并生存,否则“不就对不起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学到的知识,那你还叫什么高才?”
【预告】明天(24日)“看见新香港”特稿四之三:国际金融中心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