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迈入全然不同的时代。五年来，曾经涌动街头的躁动渐息，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氛围和文化面貌的深层转变。《联合早报》推出“看见新香港”特稿系列，走入这座经历了创痛和重塑的城市，看香港如何在巨变中寻找前行的方向。
顶着6月的艳阳，20岁的香港理工大学学生杨茉莉独自乘船来到充满乡土气息的离岛坪洲。在一家老店，她花了8港币买下一块茶粿，站在老街一角静静品尝。
茶粿是一种用糯米包裹馅料的传统港式糕点，在城市中已逐渐少见。杨茉莉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她居住的将军澳地区近年涌现大量中国大陆商店，越来越难找到本土风味的店铺。
杨茉莉特地来到坪洲，希望重新靠近本土文化、支持岛上小店，“毕竟它们这几年要生存很不容易。”
她说：“我想重新fall in love with（爱上）香港。”
五年前，《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迈入全然不同的时代。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高涨的反体制和反大陆声音逐渐平息，曾经涌动街头的躁动渐息，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氛围和文化面貌的深度重塑。
在这场剧变中，一些港人像杨茉莉一样，在努力适应新现实的同时，也以不同方式守护熟悉的香港记忆。
26岁的工程师王宇轩（化名）同样是香港文化的拥护者。5月底一个周六晚上，他参加独立书店“留下书舍”一场探讨香港青年心理健康和社交媒体习惯的读书会。
他受访时说：“年轻人现在关心的，是社会上还能谈论的事.....我们也比较关注本土企业，像这类独立书店，我经常光顾……我很害怕香港出产的东西会消失掉。”
王宇轩在“留下书舍”这样的空间找到了归属感。这家位于旺角闹市的书店由几名前记者于2022年创立，贩售《香港老铺录》《香港百货》《浪漫交通迷解码》等探讨本土议题的书籍。
店员幔迪（29岁）受访时说，书店选书时会优先选择与媒体以及香港社会、文化和历史相关的书籍。“现在社会中，很多事都缺乏被看见的公共平台，但民间其实还有很多不同岗位的工作者、团体在努力。”
言论收紧新常态中 以不同方式表达关切
幔迪也兼任书店网络期刊《留白》的记者。《留白》主打社区民生和艺术文化课题，幔迪近期关注的课题包括香港聋哑人士的处境。
关于编辑方针，《留白》在网站简介中坦言，对于某些课题只能“苦笑撒手”，但也写道：“我们都不愿见到，每当说到今日香港，就只剩下美丽新香港。这对在地奋斗的人来说太不公平，也太怠惰。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我们都相信。”
在政治环境持续敏感、表达空间收紧的新常态中，《留白》和许多仍心系香港的港人，都试图以可行的方式继续表达关切。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原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观察到，当下学生关注的议题很多都围绕香港城市特色是否在流失。
她受访时说：“在（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实施后的香港，大家对城市的关心已经转向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大家对这座城市还是有很深厚的爱。”
至于曾经轰轰烈烈的反修例运动本身，闾丘露薇指出，如今的学生鲜少提起；偶尔有人想研究这个题材，她也建议他们换课题。
她解释，如今很多相关资料库已不存在，像是《苹果日报》网站已停运，“怎么做（研究）呢？”
这家曾以鲜明反体制色彩著称的的亲民主派媒体，因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资产被冻结，已于2021年6月停刊。其他相继停刊的港媒包括《立场新闻》和《众新闻》。
如今，许多人在心中划出红线，不愿触碰被视为敏感的政治议题。
工程师王宇轩坦言，哪怕是一般社会议题，只要感觉可能与政治沾边，他也不敢多说。他甚至说，如今住家附近如果有噪音，也不会像以往那样直接向官方投诉，而是先三思，免得惹来麻烦。
另有人则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一名受访者举例，香港一群关注女权议题的年轻人，在策划活动时“小心得一塌糊涂”，虽然议题不算特别敏感，却极力保持低调，担心被举报。
实际上，《香港国安法》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境外势力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港府也多次强调，法律只针对极少数人，不影响一般市民的基本自由。但批评者认为，这部法律定义宽泛，容易被广泛应用，造成寒蝉效应。
身处剧变的政治环境，让更多港人选择从公共参与中抽身。以选举为例，自2021年香港选举制度改革、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和2023年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都创新低，分别为30.2%和27.54%。青年群体投票率更低，普遍不足10%。
数名受访青年都以“无力感”一词形容自己无从改变大局的状态，但他们也明白，不能一直困在消极情绪里。
书店店员幔迪如此自我调适：“一些事情发生时，情绪会压得很低，心中也有愤怒。但我知道愤怒是没用的，能做的是记住这份感觉，有机会再通过其他方式，转化成有意义的事。”
沸腾退潮后的务实与寻常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是香港集体记忆中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对参与其中的港人而言，那个夏天的愤怒、失控和绝望，或许一辈子都历历在目。
40岁的陈嘉辉（化名）是当年走上街头的游行者之一。问起那场运动中最深刻的记忆时，他毫不迟疑地说出三个日期：6月9日、6月12日、6月16日。陈嘉辉受访时说，他当时的诉求是争取“真正的民主”，但并不认同部分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和港独主张。
六年过去，回想起催泪弹弥漫的街头，他仍感觉痛心，他身边一名参与抗争的好友后来被捕入狱。如今，他每月探监一次，给朋友带上漫画，聊聊家常。“我很努力希望让他看到，我正在如常生活，让他不必为我操心。”
事实是，陈嘉辉的日子已归于平淡，他也不再是六年前那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他如今不关心政治，有一段时间甚至彻底避开所有香港新闻，连车祸报道也不愿点击阅读。“我曾经那么在乎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却让我如此失望。”
即便如此，他没有像许多港人那样在反修例运动后移居海外，而是选择留下。他娓娓告诉记者：“我想我最在乎的地方还是香港。”
留下的他，学会将政治理想与个人命运切割开来。“或许这就是现实世界。我不须要批评政府。我只要努力工作、赚到钱，就能好好享受生活。也许人本来就该这样。”
陈嘉辉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他认为，香港有大陆缺乏的优势，例如成熟的金融体系，大陆则有利于创新的生态，两者是互补关系。
时过境迁，很多人像陈嘉辉一样，虽未彻底放下，但已学会用各自的方式与现实和解。
学者闾丘露薇如此看待：“要走的人都已经走了。留下的人，肯定要想怎么继续生活......我常和朋友说，如果你决定这个时候留下，做好自己、爱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正常生活、建设自己，无论心灵或身体上。”
她说：“如果有能力，就多做一点点，尽量让（香港）的特色保留得稍微久一点。虽然会觉得也留不住，但至少让它流失得慢一点。”
香港市区一家书店的陈列，似乎就默默透露出这样一股信念。书架前方醒目地摆放着两本解读《香港国安法》必要性的书籍，仔细一看，背后侧摆了一排关于反修例和其他社会运动的书籍，含蓄地记录着秩序与抗争之间的拉锯，也折射出这座城市沉浮的轨迹。
五年的街头平静 香港独特性是否依旧？
《香港国安法》2020年实施以来，香港街头恢复平静，绝大部分港人的生活也重回正轨，却也不时出现一种声音，感叹香港在逐渐失去其独特性，甚至抱怨香港已经“内地化”，变得跟中国大陆城市没什么不同。
表面看来，前几年的一些事例确实引起注目：
有香港官员指鲁迅著作“鼓励学生上街”，要求学校图书馆下架，而公共图书馆则把部分泛民阵营作者的书籍也一并下架，其中有可能触及官方禁忌的学术研究、口述历史书，但也包含不涉违反国安法内容的旅游文集、亲子漫画等；
冠病疫情末期，香港应该“与病毒共存”或跟随中国大陆坚持“清零”的讨论正酣，有建制派议员却出言警告，若有专家推动“共存”，可视为违反国安法。
港媒时评作者：舆论空间已收缩
一名不愿具名的港媒时评作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承认，香港舆论空间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收缩，现在他写评论文章，“姿态会不要去到那么高”，“有些事情要避开”，以免为自己和相关媒体引来压力。
不过，有的观察者并不认为香港失去了独特性。
曾在香港居住数年的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受访时说：“香港很明显地仍然与中国大陆城市有所不同。维持这种差异直至2047年（即北京承诺香港回归后50年不变的期限）以后，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
他直言：“香港不仅仅是另一个中国城市，在香港生活的西方人对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些在远处发声者，是在发表政治声明。”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受访时则强调，无论是2020年实施的《香港国安法》，还是2024年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俗称23条立法），涉及的案件其实很少，就几百个案例。涉案者都是在2019年或之前就已经在长期、不断地从事违反国家安全的活动，其他人、投资者并没有受到影响，香港经济发展、港人日常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
根据官方最新数据，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共有326人涉嫌触犯相关法律被拘捕，其中165人已被定罪。
“香港在中国里头的特殊性肯定还是存在的。” 香港资深媒体人陈景祥受访时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人员、资金能够自由出入境，香港司法制度实行普通法，香港在接收全球各方信息上也是基本开放的，民众完全能够选择自己上网要看什么、不要看什么，包括跟主旋律不配合的信息，这些都跟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仲裁中心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差异。
总的来说，香港1997年回归后，马照跑、舞照跳，虽然与中国大陆实行不同的制度，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大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在逐渐趋近的。
但还是有一点将两地截然区分开来：在受到北京认可、支持的建制阵营以外，香港过去还有另一股政治力量，这个被称为泛民或反对派的阵营，在思想、教育、文化、媒体等领域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影响力。
例如，曾由香港各院校教师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会员人数最高峰时逾9万人，一度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会员最多的民主派组织，也被指是导致部分香港学生政治激进化的“毒瘤”。
又如报风、选材不时引起争议的《苹果日报》，因为持续批评和评论北京、港府与建制派阵营，被支持者视为香港唯一或少数未被“染红”的媒体，但也被批评者指责是煽风点火的“假新闻、毒新闻”之源。
泛民政团早年在地区直选中多能拿下六成议席，以致香港选举一度有“六四黄金比例”定律之说（即泛民与建制派得票率是6:4）。泛民成员当选进入议会后，往往会公开表达政治异议，后期积极通过“拉布”等方式延迟、阻碍政府议案通过，甚至参与动员大规模的抗议或游行活动。例如，1990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行的维园烛光晚会，和2003年开始每年举行的七一游行等，都属于泛民的主场。
逾百民主派与公民团体解散 香港政治面貌骤变
反修例运动2019年爆发后，香港社会秩序陷入巨大危机，北京在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才使整个局面安定下来，2021年进一步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出台《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更改变了香港整个政治面貌。
陈景祥说，《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条例》推出后，“基本上是结束了泛民能够参与特区政府的任何渠道，包括区议会、立法会、行政会议，包括所有建制里面的岗位，包括当时设立的很多不同的把关人（gatekeeper）机制。”
网上的统计显示，2020年以来，香港大约有逾百个民主派媒体、政党或公民社会组织，因政治压力、资金被冻结、领导被捕或恐惧被起诉而停运或解散。
陈景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变成政治上就完全纯净化，只有单方面的声音了”，“一些跟主流政治不一样的东西都已经没了”。
杨荣文：香港立法会不再瘫痪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不全是坏事。杨荣文就认为，至少现在香港立法会不再瘫痪，港府的施政效率提高了，特首李家超总体表现不错，但面临巨大挑战。
刘兆佳则说，香港过去整个政治环境很宽松、很自由，但同时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动荡和政治斗争，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多事情的考虑也因此不一样。
他认为，“美国当前是处心积虑要全方位、大力度压制中国崛起”。香港近十多年来发生的骚乱，特别是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2019年到2020年的反修例运动，事后的调查和案件审讯都显示，美西方势力发挥了作用。
刘兆佳说，“香港是被当做颠覆中国的棋子”，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变重了，实施国安法是势在必行，根据基本法香港也本来就有责任立法。
他也指泛民人士在殖民地时期长期获得英国政府培植，被寄望能在回归后发挥政治影响力，甚至夺取部分政治权力。他们否定现有体制合法性，希望推翻现有体制，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更有人寻求香港独立自主，根本无法在现在的政治架构中运作下去。
陈景祥也承认，泛民“怀疑北京的心态太强了”，北京也曾希望跟泛民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几次伸出橄榄枝，但对于北京提出的不同民主化方案，泛民都质疑为终极不放权、不给香港真正的民主。
陈景祥说，泛民在香港是有选票优势的，那北京是有法统上的权威，但彼此缺乏互信，“两个合不来，肯定冲突，就出大事了”。
管治架构重塑 北京强化政治主导
大冲突后，付出代价的并不止于香港、泛民和支持者。香港管治权力架构的天平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调整。
杨荣文说：“中国仍然坚持一国两制，但毫无疑问的，北京在香港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政治事务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香港政治观察家受访时说，香港2019年陷入大震荡，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其实是强势接手平乱，而后果就是香港现在很多事情已经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主要的决定一定是在北京做。由于红线模糊，香港决策者小心翼翼，有一些问题就尽量不去碰，无形中也会影响到管治。
陈景祥也提出，香港原本是中国一个非常开放、可以容纳不同思想、言论的地方，一些比较敏感的学术或国际交流活动，不方便在中国大陆办，以前可以选在香港做，但现在这都变成了高风险活动。虽然官方没有禁止，但大家出于明哲保身的心理都选择不做了，香港的软实力其实因此受到损害。
“你就更不要说香港跟台湾（的交流）了，台湾的那条线基本上就完全断了，以前是有来有往，台湾选举啊、两岸政治啊，都可以谈的嘛。”
不过，陈景祥相信，北京并不愿意看到香港变成一个中国的普通城市，泛民回不来，只能观察公民社会下来还有多少空间。
随着时间过去，他说：“（北京）如果希望两制运作得比较好的话，是不是容忍的程度可以高一点，包容能够多一点，能够看到香港的特点，能够保护香港这个特点多一些。”
【预告】明天（23日）“看见新香港”特稿四之二：“新港漂”磨合中摸索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