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平台抖音过去几天出现大量“不想上班、想入党”的段子，许多人纷纷对着镜头半真半假地说：“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种田，我想入党，想为人民服务。”
在播放上亿次的“不想上班”“想入党”等话题下，这类短视频发布者以农民工、外卖员、工厂员工以及自媒体从业者为主。
平日以宣传牛羊专用中药益生菌的账号“王瑞”就说：“不想喂牛了，想入党，当个省长、部长，实在不行，就当个村长。当不当官无所谓，主要是想为人民服务。”这个账号只有1000多粉丝，但这条视频却获3.8万个点赞、700多条评论。
有网民说，这段宣誓词的重点不在于入党，而在于不想上班。但更多人觉得，重点还是在于入党、完成想象中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诚然，入党不代表不用工作。不过，对许多在体制外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入党、为人民服务，意味着进入体制，“上岸”、有稳定的工作。即便不是真能在现实中进体制，在网络上自嘲几句，也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们的情绪。
在这股玩笑的浪潮里，也有不少抖音账号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你们这些人，真入了党为人民服务了，不出三年，就会出现在电视上，低着头认错：‘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这多少也反映出体制外人们对体制内形成的复杂印象：安全、稳定，但也不能排除虚伪和风险。
要进体制大门更困难
从数据上看，入党进体制的愿望非常真实。截至去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到1亿零27万1000人，比上一年净增108.6万。与此同时，公务员报考人数逐年上升，去年创下历史新高，达341万6000人。
正在进行的2026年度公务员考试报名，虽然放宽报名年龄（由35岁放宽至38岁），但计划招录人数却减少1600人。这是自2019年以来连续七年扩招后的首次收缩。年龄放宽、毕业生增多，意味着竞争将更激烈。
专注于考公培训的华图教育当值CEO李曼卿对《南方周末》说，国考招录人数减少，给地方公务员、央国企和事业单位缩招甚至停招，提供了方向指引，“预计未来几年会以小幅度缩招为主”。
这一趋势与中央政策方向一致：在财政压力与科技进步的双重作用下，中央政府正希望逐步收缩体制内的人员规模和编制。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根据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张军、马欣榕、刘志阔的研究，202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达6846万人。虽然总体仍在上升，但编制内在职人员已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地方上，河南省去年4月宣布除学校、医院外事业单位精简60.7%，撤销137个机构，编制精简46.9%。更早之前，黑龙江省在2018年启动事业单位改革，到2019年底精简单位51%、编制29%。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公务员薪资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已成负担，甚至不得不挪用其他专项资金发放工资。
中国国务院审计署2024年财政审计报告显示，去年全国16省175县截留挪用41.64亿元，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等。
包括医院、学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也面临类似压力。2023年，《21世纪经济报道》《澎湃新闻》报道，由于医院盈利下降，河南、广西及北京等地医生普遍降薪；一些高校教师则反映，每月仅发四五千元工资，难以维持生活。
不仅事业单位员工待遇缩水、奖金延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盈利也在下滑，国企今年前八个月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7%。
国企打破铁饭碗的改革也在加速推进。去年9月，国资委要求到2025年全面推行“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即绩效垫底者将面临降职或免职，无法胜任岗位者则可能被解除合同。
不安全感让体制外劳动者仍渴望围城
但以上降薪缩编的消息，并没有影响人们进体制的热情。因为在体制外，互联网大厂、房地产企业、金融公司频繁“优化”裁员，几乎成为常态。
财新网今年8月报道，2024年末员工为3.59万人，较2021年峰值下滑约21%。阿里巴巴截至今年3月31日的员工人数从12.4万人，与2022年的25.5万人相比，缩减超过50%。报道指出，优先被调整的，总是35岁以上的员工。但这也在改变着年轻人的职业偏好。一名备考家乡公务员的上海高校学生说：“一旦进入私企，如果在35岁左右遭遇裁员，人到中年还要重新找工作，实在太不安稳。”
智联招聘《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73.1%的毕业生希望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央国企。期望进入民营企业的比例由2020年的25.1%降至2024年的12.5%。
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年失业者被迫进入零工经济，进一步增加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据《财经》杂志，中国超过七成网约车司机是失业后转入。
《经济学人》9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约有2亿人参与零工经济，占城市劳动力的40%。这些平台零工虽然灵活，但也面对收入波动、工作强度高、劳保弱的问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难以购房，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脆弱的就业者”。
这种“零工化”的趋势，不再局限于滴滴、美团等互联网平台，也开始向制造业蔓延。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去年提出，传统的长期、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短期工和零工取代，零工成为制造业用工主体。多数零工没有长期劳动合同，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从城市服务到工厂车间，越来越多人在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中感到焦虑，此时体制内相对的稳定，就显得格外珍贵。而政府对产业的监管，也让不少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觉得：“还得在体制内，才更有安全感。”
事实上，进体制的潮流并非一成不变。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下海经商创业，10年前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公务员离职投身大厂屡见不鲜。2015年、2016年国考报名人数罕见下滑，一度还有公务员流失的讨论。
但在冠病疫情后的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爆发式突破200万人，并逐年攀升，显示在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换挡的环境下，人们期待“入党、进体制、为人民服务”，能提供一个不完美但稳定的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