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名大学生星期三（7月23日）坠入内蒙古一家选矿厂遇难，涉事公司中金黄金在公告中以“溺亡”通报事件，却在网民深挖死因后引发舆论风暴。
这是继青岛大学宿管员中暑身亡后，近期又一起因模糊字眼、避重就轻的通报，陷入更大舆情旋涡的案例。受访学者分析，中国官方通报设立之初，是为了回应社会关切；但演变至今，已逐渐成为推卸责任、掩盖事实的护身符，非但不能平息舆论，反而引出更多问题，陷入恶性循环。
根据中金黄金星期四（24日）通报，东北大学六名学生星期三在公司旗下内蒙古矿业一家选矿厂参观学习时，因格栅板脱落坠入浮选槽溺亡，另有一名老师受伤。
“溺亡”一词通常被理解成溺水而亡，一般出现在意外溺水案件报道中。不过，一部分网民很快注意到六名学生是坠入浮选槽矿浆中，而浮选槽作为分离矿物与废石的设备，具有腐蚀性和高温风险。
有关浮选槽的科普很快得到关注，许多中国网民对六名学生生前遭遇感到痛惜，也开始对公告中“溺亡”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用词有掩盖事实、模糊焦点之嫌。
舆论引发全国范围关注后，内蒙古官方当晚（24日）出面“压火”，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事故提级调查。东北大学网站颜色星期五（25日）也已变为黑白。
旅居台湾的时事评论人徐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官方最初设立通报机制，是作为应对突发舆情的一种手段，务求在维稳体制下，能够以澄清谣言、信息公开的方式平息民怨，回应社会关切。“通报起到了官民沟通的作用，对于政府依法施政也有积极作用。”
不过徐全指出，通报的形式发展至今已经变成一种“格式化的官僚文学”，成为官方推诿卸责、掩盖事实的护身符——既缺乏对事实的传递，也难平息民众的愤怒，对于公共事件的检讨和反省，也几乎看不到。
两周前，青岛大学宿管员张培生大爷在值班室内中暑身亡，事件在学生发帖后冲上微博热搜。校方隔天（7月7日）说明情况，但在通报中既未说明大爷死因，也未回应舆论关注的工资拖欠情况，导致舆情不降反升。
徐全说，过去官方通报就等于一锤定音，是一个公共突发事件的结束；但现在通报变成了“事件继续往前深入的助推器”。
他指出，在甘肃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中，从区卫生健康局、市级调查组，再到省联合调查组发布6000多字的通报，“民众不相信，那就再通报一下，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徐全说，中国政府的公共治理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垂直权力体系，官方通报代表着政府和公权力，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但现在来看，通报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有的甚至连情绪价值都满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