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人蔡澜堪称一“逝”激起千层浪，马来西亚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对蔡澜的悼念文章也陆续见于各地报刊杂志。我们不禁要问，蔡澜有哪方面的特质吸引我们？他的离世到底反映什么？
读到中国作者魏水华的《我们怀念的不是蔡澜，而是那个贪吃好色理直气壮的年代》，或许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现象。
魏文说：“他们在时代的背景板上挥洒着浓墨重彩的自画像，不怕颜色太浓，不怕格调太俗，不怕被人误会成老不修——因为他们从不伪装”“那时候，风流是可以说出口的，贪吃是种生活美德，而爱玩是种气质，不是罪”——这样的论述，说句实在话，有时还真会让人感到不适。在今天这样一个讲求文明、注重健康、强调涵养的年代，对任何一种表露真性情的言行举止，都不可避免要进行所谓“合理”的限制，否则就“天下大乱”了。应该承认，某些限制的确有合理之处，是必要的，比如我们总不能让人在一个严肃庄重的场合，肆无忌惮地爆粗口，以此来凸显他们的放荡不羁。但是，如果限制得过分，把所有人囚禁在既定处世公式的牢笼里，又不得不说会让整个世界缺乏生气。
蔡澜说过，他一生的理想状态是“床头有书，床尾有酒，床上有女人”。他还说：“这世上最没意思的事，就是假正经地过完一生。”由此可见，蔡澜不会被时人口中的伦理道德所束缚，他更多时候是随心所欲、“敢敢不正经”地过日子。同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词家黄霑，公然在电视节目里讲“咸古”（黄色故事），出版《不文集》，据说还有不少风流韵事，也算是身体力行地践行“敢敢不正经”的理念。
我无意提倡这样一种看似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只是想说任何一位正经生活的人，如果能够融入适当的趣味，跳脱某些人设的框框，未必是坏事。拿我们读文学的人来说，也知道文学作品不能一味板着脸说教，要有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主张的“不朽的笑声”。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大作《文心雕龙》里，也有专收游戏文的“谐隐篇”栏目。正经八百的东西固然要推广，对没有完全丧失底线的“油滑”，也不见得非得赶尽杀绝，它们是可以并存于世的。
易中天于2006年在中国央视节目《百家讲坛》品读三国故事，认为曹操胆敢说出“宁我负人，休人负我”的“狠话”，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在他看来，有不少人和曹操秉持的做人宗旨其实大体一致，却偏要给自己涂脂抹粉，说什么“宁人负我，休我负人”的假大话，伪君子比真小人更令人讨厌。学者秦晖也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最可怕的不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而是“满口仁义道德，成天男盗女娼”。说的和做的彻底相反，以天使之名行魔鬼之实，对社会国家必定造成难以想象的危害。
会出现这些情况，基本和人不懂得正确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不懂得正确平衡道德和欲望之间的砝码有关。明白这些，也许我们得说，蔡澜真正让人羡慕的是他在人生的多个阶段，都能在不违背大的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活出真我的风采，潇洒自如，从容不迫。因此他的离世能造成轰动，甚至让人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是马来西亚语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