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竞争的意义，不止在于谁能参选，更在于我们是否为多元声音创造了持续参与的空间。
新加坡2025年全国大选的竞选开销刷新了纪录。
选举局公布的申报数据显示，全数211名参选人的竞选开支总额超过1300万元，比2020年大选的917万元高出约四成。
表面上，这是一场竞争更激烈、声势更浩大的选战；但深入来看，这既是参选人和政党资源调度能力的一场较量，也是本地政治文化能否容纳多元参与的一次检验。
本届大选中，几个政党花费不小。其中，竞逐所有97个议席的人民行动党，以940万元的总支出居首，是第二名工人党的五倍多。
然而，选举结果未必与经费投入成正比。
例如，行动党的西海岸—裕廊西团队就花费超过60万元，对手新加坡前进党只用不到三分之一的资源，仍拿下四成选票。在阿裕尼，行动党投入逾52万元，仍未能撼动工人党的基础，最终以约20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
这些数字说明，竞选经费或许能扩大传播力，却无法取代说服力。在选民更成熟、信息渠道更分散的今天，选战投入与成效之间不存在正相关性，值得各政党反思。
新加坡竞选制度有明确的支出上限与申报规定，保障了基本的合理性、透明度与公平性。不过，在相同限额下，不同政党和参选人在筹款能力、人力资源与动员系统上的差距仍不小，影响所及不仅是广告数量，更关乎能否有效触达选民。
换言之，资源决定战术选择，进而影响能见度与传播效能。长远来看，这可能在无形中拉高参政门槛。
挥别冠病疫情的阴霾后，实体群众大会今年再次回归，各政党共投入170多万元举办相关活动。不过，若从整体支出分布来看，最“烧钱”的还是线下宣传，如海报、横幅和传单的印制，花费达623万元，占总开销的近一半。
虽然网络广告在2020年疫情选举期间大行其道，但本届大选中的占比，较上届不升反降，从22％减至16％，开销约213万元。这包括在社交媒体和网站发布贴文，以及为这些内容进行推广。这个现象耐人寻味，尤其在社媒渗透率日益提高的背景下。
这可能反映出几个现实考量。一方面，“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宣传形式，在多数选民中仍然奏效，因此当实体活动回归，不少政党重新将资源导向传统的“陆战”攻势；另一方面，线上“空战”虽具效果，却越来越倚重专业制作与精准投放，资源有限的政党和参选人未必有能力在网络空间策划高效、有穿透力的选战内容。
平台多元，不代表门槛就低，反而可能扩大能力差距，衍生出另一种不平等。
当然，本届大选也出现两个值得关注的反例：分别竞逐蒙巴登区和拉丁马士区的无党籍参选人陈伟洋和劳家强。他们没有政党支持，个别预算仅为1万多元，是整场选战里平均开支最低的之一。但这两个政坛新秀仍成功保住按柜金，表现不俗。他们的经验说明，资源虽重要，却并非唯一决定选战结果的因素。只是，这类个例恐怕不容易复制。
合理的选战支出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资源分布不均，将影响谁更有机会触及选民、谁的声音更容易被忽略。
这种不均，有时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例如，官方安排的政党竞选广播，只开放给提名至少六名参选人的政党，无党籍参选人与小党（像今年只竞逐四席的新加坡民主联盟）无法参与。公共平台虽存在，使用门槛却不低。
如果资源成为决定谁能有效参与、谁能被看见的关键，那么，我们不妨思考如何在制度上适度提供更平衡的支持，让不同规模、背景的政党和参选人，都能站在一样的起跑线上。
毕竟，政治竞争的意义，不止在于谁能参选，更在于我们是否为多元声音创造了持续参与的空间。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