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就是让他人遵照你的意愿行事的能力。这可以通过胁迫（“棍棒”）、给钱（“胡萝卜”）和吸引（“蜜糖”）来实现。前两种做法是硬实力，而吸引力则是软实力。软实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在短期内，硬实力通常胜过软实力，但从长远来看，软实力往往占上风。斯大林曾嘲讽地问：“教皇手里有多少个师的部队？”但教皇制度延续至今，而他的苏联却早已不复存在。
当你具备吸引力时，你就可以节省些胡萝卜和大棒。如果盟友认为你良善且值得信赖，它们就更有可能接受劝说并追随你的领导；倘若它们觉得你是一个不可靠的恶霸，那就更有可能敷衍行事，同时尽可能减少相互依存。冷战时期的欧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位挪威历史学家的描述中，欧洲被分成一个苏联帝国和一个美国帝国。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区别：美国一方是“应邀成立的帝国”。这一点随着苏联不得不分别于1956年和1968年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部署军队，而变得更加明晰。相比之下，北约不仅存续下来，还增加一些自愿加入的成员。
对实力的正确理解必须包括硬和软两个方面。
马基雅维利说过，对一个君主而言，让人畏惧总比受人爱戴要好。但最好是两者兼备。由于单单依靠软实力并不足够，而且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因此政治领导人往往倾向于诉诸胁迫或索偿的硬实力。然而，相对于与体现为吸引力的软实力结合运用，单纯使用硬实力所付出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正如柏林墙并不是被大炮轰倒的，而是被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被西方价值观吸引的人们，用锤子和推土机推倒的。
二战后，美国成为当时为止最强大的国家，并试图在一个由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其他多边机构组成、后来被称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框架内推行自身价值观。当然，美国并不总能践行自由主义价值观，冷战时期的两极分割状况，也导致秩序只能惠及世界一半的人口。但倘若轴心国成为二战的胜者并将价值观强加于人，那战后体系的面貌将大不相同。
虽然之前的美国总统都违反自由秩序的某些方面，但特朗普却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软实力在外交政策中具备一定价值这一观点的总统。他罔顾气候变化和各类大流行病的显而易见威胁，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政府放弃软实力的后果可想而知。胁迫丹麦或加拿大这样的民主盟友，会削弱盟友对我们的信任；威胁巴拿马重新唤起整个拉丁美洲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削弱由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创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有损我们仁慈的名声；压制“美国之音”是赠予独裁对手的礼物；对朋友征收关税让我们显得不可靠；试图压制国内言论自由有损我们的名誉。这样的例子还将不断涌现。
特朗普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巨大挑战，而后者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投资软实力。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向大陆政府党员表明，中国须要让自身对他人更具吸引力。但中国在这方面一直面临两大障碍：首先，它与多个邻国存在领土争端；其次，中国政府坚持对民间社会进行严格控制。多次询问世界各地人们，哪些国家具备吸引力的民意调查，都证实这些政策的代价。但如果特朗普继续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调查会在未来几年显现出什么结果。
当然，美国的软实力多年来也是时高时低。越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许多国家都不受欢迎。但软实力既来自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也来自政府的行为。即使在越战期间，当民众在世界各地的街道上游行抗议美国政策时，他们唱的也是美国民权运动名曲《我们终将胜利》（We Shall Overcome）。一个允许抗议的开放社会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资产。但在未来四年里，美国的文化软实力能否在政府软实力下滑的情况下存续下来呢？
美国民主很有可能经受得了特朗普四年的考验。这个国家拥有一个具备韧性的政治文化和鼓励制衡的联邦宪法。民主党完全有可能在2026年选举中重新控制众议院。此外，民间社会依然强大，法院仍然独立。许多组织发起诉讼挑战特朗普的种种作为，市场也对他的经济政策表达不满。
美国的软实力在经历越南和伊拉克战争的低谷，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下滑后有所恢复。但信任一旦丧失，就不太容易重拾。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丢失大部分软实力，而中国则在努力填补特朗普造成的任何空白。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说法，是“东升西降”。如果特朗普认为他能在削弱盟友信任、宣扬帝国主义野心、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噤声美国之音、挑战国内法律、退出联合国机构的同时与中国竞争，那他很可能会失败。恢复被他所摧毁的一切并非不可能，但代价将会很高。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他在5月6日去世，享年88岁。本篇是不久前发表的作品。
英文原题：The Future of American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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