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浙江余村抄作业?中国农村转型的挑战

“我之前是卖石头的,现在还是卖石头,但意义不一样。之前卖石头是污染环境,现在卖石头,卖的是艺术。”

余村村民葛元德站在自家民宿的作品墙前,笑着这样介绍。墙上陈列着形态各异、趣味盎然的奇石作品,最令他满意的是一块雕刻成白萝卜模样的石头。

今年6月中旬,《联合早报》记者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中外媒体采访团走访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是其中一站。

葛元德曾是矿工,如今已转型为石头艺术家,与儿子葛军共同经营“两山文创阁”民宿。

原本在浙江省会杭州打拼的葛军,看到家乡环境好、游客多,10年前决定返乡创业。他与父亲一样都有艺术天份,目前在民宿内开设书法与绘画班。

葛氏父子的经历,是余村从资源依赖向生态文旅转型的写照。

余村村民葛元德曾是矿工,如今成为石头艺术家。(周岳翔摄)

走进“两山理论”发源地

1990年代,余村因炸山采矿、兴建水泥厂,一度成为安吉县的“首富村”,但也因此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忆述,村民逐渐意识到矿产资源有限,粗放式发展对生态造成巨大伤害。他的父亲因长期吸入粉尘患上胃结石,最终切除三分之二的胃。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领导人在全省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安吉县随即确立生态立县战略。余村在这一背景下关闭矿山和水泥厂,开始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领导人在2005年考察余村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领导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执政,中国下决心要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一发展理念此后被频频强调,并写入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以及中共党章,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树立了辩证的统一。

眼下的余村,已从昔日矿村变成文旅村。余村近年来也积极推动区域联动,它所在的天荒坪镇联合周边上墅乡和山川乡共24个行政村,整合打造总面积达245平方公里的“大余村”。

汪玉成说:“我们一镇两乡24个村实现抱团发展,通过利用余村这个品牌效应来带动周边更多的村走向共同富裕。”

数据显示,余村常住人口约1080人,去年人均年收入达7万4000元,远高于浙江农村平均水平。

中国在2021年完成全国脱贫攻坚,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同一年,浙江被设定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

缩小城乡差距是共同富裕三大核心目标之一,浙江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当地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4年的2.43倍降至2024年的1.83倍,为全国最小的省份。

向浙江余村抄作业?

作为乡村转型的标杆,余村如今也成为中国各地干部“抄作业”的对象。汪玉成坦言,全国各地乡村纷纷把余村当作发展样板,“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我们要做得更好”。

不过,余村的转型成功,离不开浙江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其他地区未必具备这样的条件。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张谦向《联合早报》指出,浙江经济基础雄厚,本土企业活跃,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支撑。另外,领导人在浙江主政时期发起“千万工程”,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为乡村发展开辟新路径。

但张谦直言:“想搞到浙江这个水平,肯定很难,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和民间资本都没有这样的实力,乡村也没有浙江那样的条件”。

浙江“千万工程”最初覆盖约1万个行政村,后推广到全省4万个行政村,各级财政20年来累计投入超过2000亿元,用于村庄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202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全国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土生管理咨询工作室创始人陈晶晶受访时分析,浙江、江苏和上海等沿海地区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财政能力,能反哺农村发展;但中西部省份在财政、产业和行政能力上存在明显差距。

他也注意到,中国农民收入主要并非来自农业,而是来源于城市化、工业化产生就业机会,因此许多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试图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城镇化率持续上升,而农村则面临人口外流的现实难题。

今年是领导人提出“两山理论”第20个年头。受访学者认为,中国农村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仅靠政策和资源远远不够,观念的转变仍是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指出,一些地方干部和村民依旧存在“重经济、轻环保”的旧观念,对生态价值理解薄弱,传统的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

陈晶晶也认为,要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对接城市消费需求与国家发展战略。如果缺乏产业支撑、交通不便、公共服务滞后,“绿水青山”也可能就是“穷山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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