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中越边境战场变边贸市场，《联合早报》记者赴中国西南边陲山县采访，看两个云南贫困县如何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现代化之路。
小巴开到中越边境附近的麻栗坡天保口岸国际货场，记者一下车，熟悉的南洋榴梿香就扑鼻而来。
5月上旬，《联合早报》记者与另五名驻京外媒记者一起，在中国外交部组织下到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和金平县进行五天采访。
中共麻栗坡县委副书记、县长肖昌菊指着口岸国际货场的大卡车停放处，笑着对记者说：“闻到榴梿了吧。”
天保口岸国际货场去年8月正式启用，日均车辆容纳量可达1500辆次。肖昌菊说，目前平均每天有一两百辆大卡车在那里中转，大部分等着运载从越南进口的泰国和越南榴梿。
天保口岸位于麻栗坡县老山脚下天保镇，与越南河江省清水口岸相连，是云南通往越南首都河内最短的陆路通道。
老山，是中年以上中国人记忆十分深刻的名字。1979年2月，中国发起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越南称“北部边界战争”）。此后双方在边境发生多次冲突，麻栗坡县所在的老山于1984年爆发战役，老山战役（越南称渭川战役）持续约10年，老山也成了中越两军交战最前线。
漫天烽火之下，天保口岸一度长时间关闭。直到1991年11月，时任越共总书记杜梅访华与时任江泽民会面后，中越才结束多年对立状态。两年后，天保口岸于1993年恢复开通。
昔日战场变边贸市场
当中国其他省份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踏浪前行时，处在战火最前线的麻栗坡和金平两县，却因战事而失去至少10年发展黄金期。
战火平息后，麻栗坡县和金平县自1992年起获中国外交部定点帮扶，并在2020年5月消除绝对贫困，摘掉贫困县帽子。
根据官方数据，麻栗坡去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万7299元，同比增长4.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万6679元，同比增长7.4%。在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26元。
昔日布满地雷的战场，如今成了中越两地人员往来的边贸市场。媒体团在早上9时后抵达口岸附近市场时，卖椰子的边民说，越南椰子卖光了，摆地上卖的是海南椰子。
在口岸附近经营餐馆和越南商品批发店的老板娘刘俊说，她家的生意一直很好，“除了疫情期间，其他都好”。 但据记者观察，位子较差的第二排店铺人流疏落，买气低迷。
虽然中国国内消费持续疲软，但民众对榴梿需求从不减弱。
麻栗坡边境经济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应怀告诉媒体，天保口岸自去年起获批进口榴梿后，根据货值计算，如今已成中国第三大榴梿进口口岸。今年截至5月7日，进口榴梿2万7000吨，货值8亿3000万元。
他说，天保口岸平均每天有约50辆卡车载着泰国和越南的榴梿，从越南河江省入境麻栗坡后，再发到中国各地。对于媒体关注麻栗坡边境贸易是否受中美贸易战冲击，王应怀强调“完全无感”。
肖昌菊说：“老百姓该跳广场舞的，还是跳着广场舞，我们的贸易没有影响，还因为榴梿而大幅上扬。”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回应驻京外媒有关中美关税战谈判的问题时，信心满满地说：“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人民的愿望，我们很有信心，也有能力克服所有困难。”
这也是华春莹首次以外交部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亲自到麻栗坡和金平考察调研。
官方数据显示，麻栗坡县今年1月至5月5日的进出口货值达13亿7000万元，突破10亿元目标，同比增长66%，创历史新高。
肖昌菊说，在榴梿爆款之后，未来希望争取海鲜和燕窝等高产值货品从越南进口，中国燕窝市场不仅需求量大，产值比榴梿还高。
口岸进出口品类清单是否能扩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越双边关系。越共总书记苏林去年8月上任，首次出访就到中国；国家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也是到越南，他在4月访问越南后，中越发布的联合声明，包含“越方将加快推进自中国进口鲟鱼”。
肖昌菊说，鲟鱼出口越南政策一旦落地，县政府就能引导村民多养殖鲟鱼出口，好提高收入。目前，麻栗坡出口越南的商品有铝线、铝棒等。
在距离天保口岸15公里处的乡村振兴示范园里，设有农特产品加工区。部分从越南进口的初级农产品如辣椒、米线、果干等在这里加工后，变成冻干零食等附加值商品后，再销往全国和海外市场。据介绍，去年园区实现总产值5700万元。
肖昌菊说，口岸贸易能有效带动边民增收，他们每天可有8000元货值免征税费，带入的货品可卖给企业进行加工，就能赚取价差利润，“这就是我们说的‘靠边吃边’”。
从眼下边境商贸互动，回看当年中越边境战争，麻栗坡人作何感想？肖昌菊说：“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我们都是往前看，对方也一样。”
学者：缺乏交通优势 云南边境贸易难与广西竞争
麻栗坡县虽然积极发展边境贸易，不过受访学者并不看好它的前景，认为难以跟广西竞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分析，广西可以通过北部湾港口和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载大量泰国和马来西亚榴梿，以及各种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到中国，云南的边境县单靠陆路交通，“云南的边境县没法比”。
不具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则指出，云南与越南接壤地区均是两边偏远的欠发达地区，“市场容量比较有限”。麻栗坡没有铁路直达，衔接国门口岸的高速公路也未建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要发放到中国各地，暂不具备交通优势。
各地农村各显神通 发展产业避免返贫
麻栗坡大约有23万3000人口，全县99%面积是山区，喀斯特地貌占70%以上，农民只能在少量的平地上耕种，经济发展来之不易。
这让记者忆起2012年到贵州黔西南晴隆县采访农村脱贫时，同样走进了喀斯特地貌山区。两次采访行程最大不同在于，当年的那场采访，媒体在官方的安排下走进一个又一个农户家中，听到很悲催故事，如曾经“穷到只有两件衣服”。
这一次的采访行程，记者没有逐个踏进农户家，而是参访企业、边境口岸和新农村等，实地了解中国乡村振兴之路，听到更多关于迈向致富的励志故事。
13年时间跨度的行程差异背后，折射出中国农村发展巨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中国领导人国家领导人在2021年2月25日正式宣布中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但消除绝对贫困却不是终点。脱贫与振兴看似分割，实为承接。要防止返贫，农村得持续通过发展产业创造财富。
中国政府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近些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都具体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提高产品附加值，使之成为农民致富增收的大产业。
再对照采访行程中的所见所闻，不难发现麻栗坡和金平两县，近两年来都在实践官方文件的指导内容。
麻栗坡以地处北纬23度黄金产茶带的地理优势，主打茶叶加工。有意思的是，曾经历枪林弹雨的老山，还成了年度麻栗坡国际春茶节的品牌名称。香港新华集团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在麻栗坡投资5000万元设立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茶厂，工厂已于2023年投产。
25岁的新华集团董事蔡展思告诉媒体，茶厂直接聘用100多人，算上上下游如茶农和合作社等，共创造1万个就业机会。茶厂运营面对的一大挑战是，茶农普遍受教育不高，卫生和环保意识不强，须一再提醒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老树，“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在距离麻栗坡县车程约四小时的金平县勐拉镇，有个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农产品产业项目，通过建立“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订单种植模式，引导周边农户种植小花糯玉米，稳定农民收入。
村民直播带货 提升特产知名度
这个由拾景农业科技投资1亿1000万元建设的项目，在2023年7月投产，员工约300人。拾景农业总经理阮泉说，母公司是位于深圳的七彩虹科技，因为有扎实科技底子，所以采用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追踪农产品从种植、加工、运输到销售每个步骤，“食品从土壤到货架全过程透明化，消费者可以安心”。
以苗族为主的金水河镇曼棚新寨村则发起直播带货，让村民变主播，提升特产知名度，把流量变销量。据介绍，曼棚新寨村去年直播销售额达2830万元，为农户增收391万元。
不过，做刺绣的村民黄会琼告诉记者，直播虽然带来人均年增收约2000元，“但不够用，不可能完全只靠直播，还得继续种橡胶、做农活”。
2035年落实现代化目标 乡村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乡村振兴成功与否，将起关键性作用，未来10年，将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关键期。
不具名的中国政治学者向《联合早报》分析，在农村摆脱绝对贫穷并解决基本温饱后，中共制定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目标，意在通过乡村发展，缩小城乡距离。
“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振兴对2035年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乡村振兴，就是给2035年拖后腿。”
根据2020年展开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口有5亿多，占总人口约36%。与2010年相比虽减少1亿6000多万人，但仍是个庞大群体。
前述中国政治学者也分析，乡村人口比率如此之大，如果乡村整体发展太薄弱，将加剧社会矛盾风险。
他以农民工返乡为例指出，乡村振兴另一含义是要把乡镇发展起来，当城市工厂吸纳不了大量农民工时，他们回流乡村也能安身立命。
“他们没后路可退，又完全没事干的话，会怎么样？可能会闹事，不稳定。”
至于乡村振兴涉大量招商引资，会否成为腐败滋长温床，学者评估，乡村振兴涉及资源投入与配置，“腐败免不了”。但学者强调，不能因潜在贪腐问题就不发展乡村，“关键还在于监管和防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则判断，乡村发展有两方面待加强。一是加大村集体对建设用地使用的自主权，以促进乡村发展产业。二是，打造本地人才内生机制，让村内人才觉得留在村里有价值，遏制人才外流。
他认为，从省级派干部驻村虽然能填补人才流失，但也只是“短期、不得已的法子”。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杜强（John Donaldson）则指出，中国在推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道路上，将面对“日益不友善的国际环境”，但他评估，“中共届时无论如何都会宣布取得成功”，根本问题在于，城乡人民生计是否获得实质改善。
全球南方难复制中国脱贫路径
中国由上至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从中央部委、国企、东部城市、高校等全动员，定点对接贫困地区。在宣告这一路径取得脱贫成效后，中国也希望全球南方国家能从中借鉴，以此论证“中国脱贫攻坚的世界意义”。
按中国外交部派驻麻栗坡县帮扶代表、副县长刘丐清在媒体吹风会上的生动描述：“因为我们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希望为别人撑把伞。”
到麻栗坡和金平县考察调研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接受非洲记者采访时说：“很多国家对中国扶贫经验感兴趣，在扶贫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
前述不具名中国政治学者分析，中国有强势威权中央，能从上至下动员众多帮扶对接口。“只要上升到政治责任，下一级就必须有担当，全球南方国家恐怕没有这种威权，没有办法做到。”
在麻栗坡县和金平县采访期间，驻京外国媒体团经常与短期在华交流的非洲媒体团行程交叠。
记者问一名非洲同行，中国扶贫路径是否适用于非洲时，她说，摆脱贫困需要“强势有为的政府”，中国政府能动员大量资源资助农民，甚至民企都参与其中。“在非洲这是很难见到的，钱从哪里来？”
